公方彬：新話語系統背後的大眾價值觀

最近有兩件事引起筆者關注和思考。其中一件是中國游泳選手傅園慧在里約奧運期間以率真而獨特的話語風靡網絡;另一件是江蘇省委書記李強在江蘇首場“縣委書記講壇”後提出要求：今後省內會議發言，包括書面報告，不要在開頭講“尊敬的某書記，尊敬的某省長”，尊敬放在心裏，工作落到實處;省內開會，不要對省領導的講話言必稱“重要講話”，重要不重要不在於説，關鍵在落實。這兩件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細品起來卻有關聯，它們都內含着社會變遷與社會生態變化的重要信息。

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總體上擁有一種標準的話語系統。改革開放前、特別是“文革”中，我們不僅有統一的話語系統，甚至有相似或相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判斷。改革開放後，歷經港台風和西方思潮衝擊，我們的話語系統和價值觀念發生巨大變化，但政治話語系統變化不是很大。

正是這樣的背景才使兩人的話語更加值得關注。過去，運動員獲獎後的感言是有標準模式和規定元素的，如果不按標準模式，很可能因“不講政治”而受到社會輿論的批評，但顯然傅園慧的話語與慣常的標準模式相去甚遠。或許有人會説，兩人的看法和做法都富有個性色彩，不具有廣泛性和代表性。但事實可能遠非如此簡單。傅園慧話語系統的改變折射的是社會大眾的價值觀變化，李強的要求則表明其對現代政治的理解，對政治文明或新政治觀的理解。即使他不是直接切入這些本質內涵，客觀上仍捅破了一層紙：政治活動與政治人物正在由高大上回歸本位。

我們知道，在西方大多數國家，因為宗教信仰與文化傳統的原因，民眾一般不太仰視政治人物與政治活動。比如，法國先賢祠中安葬了72位對法蘭西有特殊貢獻的人物，其中僅有11人是政治家，其他則主要是思想家、藝術家和文化大師。而在中國，由於歷史上形成的“官本位”文化，也由於共產黨在革命時期的巨大犧牲和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卓越領導，社會上對官員有着仰視心理。

過去我們的話語系統包含一些明顯特點和重要價值元素，比如官本位與級制度、統一思想與集中權力、全民講政治等等。這已反映在各種社會活動中，比如經濟活動中也充滿了軍事術語：“橋頭堡”“殲滅戰”“突擊隊”“排頭兵”“大兵團作戰”等等。

作為比較，西方的話語系統也與其文化源頭有關，即所謂西方文明有三個源頭：古希臘文明、基督教文化、羅馬法。在此基礎上注入了文藝復興時的人文主義，再加上價值觀多元，從而形成與我們過去單一性話語系統大相徑庭的話語系統。比如，我們關於南海問題原則立場的宣傳片可以到紐約時代廣場去播放，西方人覺得亦無不可。

從社會結構和政治體制方面講也是如此。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元化領導，要求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就意味着政治上思想上的統一，因而必然構成大眾的同一種話語系統。而西方的多黨制和多元價值並存，必然形成多種話語系統或主流價值觀基礎上的多元並存，沒人要求某一種話語系統。

隨着中國融入世界以及隨之而來的價值目標多元化，中國社會仰視政治人物的傳統文化心理正在發生改變。從這個意義上講，江蘇省委書記李強的講話順應了時代。同時，因為強調把尊敬放到心裏，這種表達也給出了從政者的努力方向，即過去那種官位意味着受敬重的時代已經或正在結束，唯真誠盡心服務大眾，方可贏得尊重。

話語系統帶有根本性，因為它是價值觀的外化，反過來強化價值觀。看一下文藝復興、工業革命、中國的白話運動，這一點都不言自明。隨着網絡時代的來臨、社會價值觀的豐富，更加註重自身獨立思考的人們開始形成一種與過去政治思維和價值系統不同的新系統。這個過程和趨勢投射到話語系統上時表現得不可逆轉。既然如此，當下我們要認真考慮的就是應該建立一種什麼樣的話語系統，保證有效轉換而不紊亂。

話語系統轉變的影響涵蓋社會價值系統和政治系統。怎樣才能避免出現混亂？很重要的是順應時代進行揚棄，比如政治範疇突出政治倫理規則和職責，避免過度單獨依賴所謂高尚，尤其不能以官的大小標識高尚與否。當然，最重要的是在新話語系統中進一步注入豐富的人文精神。總而言之，新話語系統的轉變是一個重大命題，也是系統工程。(作者是國防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