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勝軍：杭州G20給全球治理帶來東方智慧

再有不到半個月，“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峯會就將召開。G20已經成為全球治理的一個核心機構，越來越具活力，也寄託了世界的希望。但與此同時，我們要看到目前的G20在落實協議和倡議的能力和機制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在校正世界經濟發展不均衡方面的作用也還有待加強。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形？為了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提升全球治理能力，我們還需加強哪些方面的工作？筆者認為，當我們思考如何完善當今全球治理體系時，有關全球治理的一些根本性和常識性問題必須得到重視。這些經常在全球治理過程中被忽視的問題，甚至比諸如世界經濟不均衡等問題更嚴重地制約着當今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效率。

第一，全球治理迄今沒有認真考慮如何增進全球政治互信和消除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但全球政治互信和增進安全感卻是提高全球治理效能的必要條件。如果缺少必要的政治互信或不去消除不安全感，全球治理的許多倡議、行動或規則就會受到自覺或不自覺的“在地”反抗、國家抵制或民眾的不配合，導致地區和全球的團結意識喪失，甚至使全球治理的很多目標落空。近年來，“去全球化”現象和趨勢不斷增強和擴大，包括英國“脱歐”等事件，與日益嚴酷的地緣政治爭奪和衝突交互作用，造成某些地區軍備競賽加劇，甚至出現相互對抗的軍事集團，嚴重惡化了全球治理的合作氛圍。這大概就是為什麼有人説，只有在“G0”的世界上才有可能實現全球治理的原因所在。

第二，如何加強全球治理的負責任權力和力量問題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就全球治理而言，當今世界的權力可以分為負責任的權力和不負責任的權力兩種。一國領導人首先是對其國界範圍內的人民負責任。如美國總統奧巴馬對美國人負責任，對其國界之外其他國家的人民就不那麼負責任。但在全球化的世界上這種對其他國家和人民不負責任的權力越大，對世界的危害可能就越大。與此相反的是，德國總理默克爾選擇對來自中東的難民負起一定責任，總的來説這將有利於難民問題的解決。可見對於全球治理來説，最重要的是負責任的權力和力量。當前，區域層面的倡議合作變得更有活力，比如中國的“一帶一路”規劃、東盟的“10+1”“10+3”等。因為面對一個有限的地區，國家的責任在增加，負責任的力量在增加。

第三，全球經濟中的一些畸形經濟被忽視。今天的全球治理沒有考慮消除畸形經濟，沒有去克服發展中國家關心的資源詛咒問題。所謂畸形經濟是指由於某些稀缺資源過於集中或某些交易過於暴利而引起“在地”國家經濟和社會出現了人為的扭曲，但國際社會卻繼續容忍其存在的經濟類型。在中東某些國家和地區，數十年來石油財富的急劇增加和積累，並沒有使該地區的經濟和社會進入良性發展軌道，反而積壓了更多社會矛盾和宗教分裂，甚至釀出了“伊斯蘭國”等宗教極端主義。其他的畸形經濟如軍火交易、毒品交易等亦未得到有效治理，特別是在不少發展中國家都存在的“資源詛咒”問題，更應提上全球治理的議事日程。

上述三個經常被忽視的問題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主導當前全球治理的西方治理模式所存在的深層次困境。對此，筆者認為應以全球治理的“東南主義”予以校正，並建議在當前的T20(“二十國集團”智庫會議)框架中成立一個全球治理“東南主義”的智庫。

全球治理的“東南主義”是指在全球治理中注重運用東方智慧，重視和關注南方國家的願望和需求，並將之納入到全球治理的議程之中。全球治理的“東南主義”在制度上強調加強對南方國家負責任的權力和力量的國際機制建設，完善現有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銀行、亞信機制以及其他與“一帶一路”相關的國際合作機制的建設，並充分發揮它們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在規範上強調加強政治上的互信、共享和共同安全以及包容的發展;在全球治理的方法論上強調從整體上加以治理，對南方國家關心的問題起到釜底抽薪式的效果，而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理方式，從而給全球治理帶來不一樣的智慧。

踐行全球治理的“東南主義”還能夠為當今的全球治理注入新的活力。全球治理的“東南主義”主張南方國家成為全球治理的主體，而非治理的對象。推動共治共享而非單邊或排斥性治理，將更多南方關心的問題納入全球治理的議程之中，不僅可以進一步增加全球治理合法性，而且可以激發南方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熱情和動能。(作者是北京師範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