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道德綁架”實質上是一種道德衝突

原標題：“道德綁架”實質上是一種道德衝突

道德標尺是模糊的，不同人對道德的運用也不同。一個羣體聲嘶力竭地主張某種道德，另一個羣體可能就覺得自己被“綁架”了。

這幾天，題為《阿姨，對不起，我不能給你讓座》的視頻火了，這段視頻由幾個小片段串聯起來，喊出了“拒絕道德綁架”的口號。視頻中“最煩非讓人喝的酒桌文化”“最怕逼着我讓座的阿姨”“最怕不管熊孩子的家長”等橋段，因為在生活中很多人都有親身經歷，所以引發了大量網友的共鳴。

很多人對“道德綁架”深惡痛絕，但是，究竟什麼是“道德綁架”呢？道德本來代表着社會的公序良俗，也表達了人們對美好情操的嚮往，何以幹起了“綁架”這種惡行？

在關於道德的討論中，人們常將道德分為多個維度。比如，公德和私德，必須堅持的道德和僅具有提倡意義的道德。不管對道德怎麼劃分，人們心中的道德標尺是模糊的。不同時代、不同情境會有不同的道德。在公交車上給老年人讓座，在老年人眼中是必須堅持的道德，而在年輕人眼中可能就是止於提倡的道德，即所謂“讓座是情分，不讓是本分”。

正因為道德標尺是模糊的，不同人對道德的運用也不同。一個羣體聲嘶力竭地主張某種道德，另一個羣體可能就覺得自己被“綁架”了。

“道德綁架”的另一特點，是公領域道德對私領域權利的侵犯。道德往往需要人們讓渡一定權利，但是這種讓渡必須是自願、非強迫的。“道德綁架”經常打着道德的旗號侵犯權利，還伴隨着貼標籤行為，比如動輒要求“年輕人”“有情懷的人”該怎樣。道德主張應當以尊重權利為前提，不能用道德剝奪一個人的權利，更不能用標籤逼迫一個人放棄權利。

在法治社會中，道德穩定社會秩序的功能相對下降了。剛性的法律取代了道德的作用。法律講究程序和技術性，不是某個權威制定和實施的，更符合現代社會的需求。人的交往也經歷了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的變化，法律也比道德對“陌生人”更有約束力。人口遷徙也淡化了道德的約束力，一個年輕人今天還在這座城市坐公交車，明天可能就搬到另一座城市了，“熟人”對他幾乎沒有約束力，他會覺得只要遵循法律底線就可以。

當然，這不是説社會不需要道德了，而是社會對道德的評判標準變得多元化了。“道德綁架”實質上就是一種道德衝突。衝突雙方都認可道德是約束人的，只不過我不認同你提出的道德，我為什麼要被你提出的道德約束？而且，道德的可約束空間也存在爭議，私德與公德的範圍也處於擴張與壓縮的激烈衝突中。比如，對公交車上的讓座行為，究竟是公德還是私德，就發生了不少爭議。

進入現代社會，道德不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只能有限度地解決問題。是否支持國產片的問題。很多觀眾決定是否看一部電影，不是看這部電影背後多麼有情懷、展現了多麼崇高的道德觀，而是通過口碑來了解電影是否真的好看，或者根據個人偏好確定是否掏錢去看。這是因為看不看一部電影，不再是理所應當的事，中國的大屏幕上每年上映那麼多電影，觀眾顯然承載不了那麼多的道德——因此，打情懷牌甚至用“下跪”方式要求人看某部電影，就會被視為“道德綁架”。

很多領域同樣如此。人們厭惡“道德綁架”，不是因為心中失去了道德底線，也不是因為他們不需要美好的情操和公序良俗，而是討厭道德的濫用和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