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好央地財政事權改革的長期效益

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是一項拆除既得利益樊籬的艱難改革。這項改革最核心的利好是，能夠清晰釐定哪一類、哪一級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由哪一級財政負責提供，能解決財政資金使用“一鍋粥”的難題，以確保更多財政資金用於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

國務院昨天發佈《關於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簡稱《意見》），明確此項改革力爭在2019年、最遲在2020年基本完成，形成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的清晰框架。

事權與財權相匹配，財權與財政收入來源相匹配，是現代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的一個基本原則。《意見》所框定的改革，旨在緩解國內各級政府的事權、財權、財政收入來源互不匹配的矛盾，解決因這種不匹配而造成的一系列問題。

改革開放前，全國財政只有中央政府一個賬本，所有財政支出皆由中央財政包攬。上世紀八十年代，存量收入繼續歸中央，增量收入地方與中央分成，地方才擁有了部分財權。一些地方為了擴大財權，變着法子隱瞞和藏匿增量，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地方財權急劇膨脹，中央財權受到很大影響。1994年在全國實施分税制，常年性兩大主要税種中的增值税歸中央，營業税歸地方，被稱為中國特色的“央地分灶吃飯”。

“分灶吃飯”立竿見影，中央財政狀況迅及改善，確保了中央集中財力用於全局性建設和投資。進入新世紀後，各級地方須由當地財政支出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供給明顯增多，但地方正當的財權並沒有相應增加。不增加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支出，中央要追責，地方百姓不答應，而要擴大“兩公”支出，地方財政又捉襟見肘，形成了一種令人苦澀的尷尬和矛盾。

增加“兩公”支出是硬性任務，無奈之下，一些地方繞過政府綱紀和法律法規的限制另闢財源，各種亂收費、亂罰款、亂創收滋生蔓延，越權設立的地方政府基金五花八門，“賣地財政”大力推高房價，僅行政性亂收費一項，最多時全國超過2000餘種，搞得企業和百姓苦不堪言，催化出一系列累及市場和社會的後遺症。更嚴重的是，如此折騰所斂之財，並沒有全部用於增加“兩公”供給，其中相當一部分成為行政腐敗和社會腐敗的“催化劑”，最終落入了一些小團體和個人的腰包。

當財政收入以年均兩位數的速度增長，事權與財權不匹配導致的矛盾，尚可用“錢”來調和，然而，當財政增幅跌至個位數之後，矛盾與問題就很難再刻意迴避。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國內要求調整“分税制”，尤其是重新釐定中央與地方事權財權關係的改革呼聲一浪高過一浪。適時啓動此項事關全局的改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經濟結構調整，不光要提升產品檔次，最緊迫的任務是減輕企業負擔，負擔不減，哪來資金提升產品檔次？於是，重複徵收且產業鏈條越長、重複徵收次數越多的營業税，就必須改為增值税。可“營改增”一搞，“分税制”後歸地方的營業税就不復存在，先釐定各級財政事權並賦予相匹配財權的改革，更顯得刻不容緩。從這個意義上説，以重新清晰釐定中央與地方支出責任為要旨的此項改革，堪稱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全面深化改革中最基礎、最關鍵的改革。

“分税制”實行已整整22年，一些地方、領域的利益格局已經固化、“硬化”。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是一項拆除既得利益樊籬的艱難改革，改革若能成功，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億萬城鄉民眾和各類企業。這項改革雖然千頭萬緒，但最核心的利好是，它能清晰釐定哪一類、哪一級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由哪一級財政負責提供，能解決財政資金使用“一鍋粥”的難題，以確保更多財政資金用於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

根據《意見》，中央與地方及地方各級重新釐定後的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將首次用專項法律法規加以固定，並根據財力增長和新增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作動態調整。雖有千難萬難，我們仍看好這項改革，更看好這項改革將帶來的長期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