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華時報：審視“鄉約罰單”背後的治理課題

原標題：審視“鄉約罰單”背後的治理課題

村規民約要依託法律、依照法律，而不能超越法律。這麼看，650元的處罰，不免因村規民約自身的不足而缺少了必要的合理性，更談不上是否有法律效力了。

看過電影《白鹿原》的人，或許對祠堂裏誦讀“鄉約”的場景有印象。鄉約，塑造着傳統社會的生活規制，是村民自願制定、共同遵守、自發執行的規約，一旦違背就要有所懲戒，以示約束力。如今，傳統形式的鄉約不在，各地制定的村規民約發揮着相應作用。

不過，近日在四川達州南壩鎮，圍繞着“村規民約”和“為母慶壽”，因650元“違規辦宴席認識費”而引來了輿論關注。事情其實簡單，就是一位村民為其87歲母親辦壽宴，被舉報違反村規民約，處以現金罰款並寫下檢討。事件也有些複雜，一方面該村規民約沒有成文規定和處罰方式；另一方面村規民約作為村民的行為契約，能否罰款、是否具備罰款資格，存在爭議。

不能否認制定村規民約背後的善意，即制止辦酒席、鋪張浪費的不良風氣，也不能迴避村規民約制定中的各種紕漏。如，村規民約的內容只是開會時口頭傳達，沒有書面文件；又如，非書面約定，並未明確如果違反將作何處理。這意味着，讓村民同意並遵守的約定，在一定程度上顯得有些“兒戲”了，甚至存在不少模糊之處，更不用説就此為依據進行現金處罰了。話説回來，即便村規民約如白紙黑字般的成文成型，藉此進行罰款是否合理、合法？

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釐清村規民約和法律之間的關係。從治理角度看，村規民約是傳統意義上的基層治理手段，它依託於村民集體對特定共同行為的認可和同意，在規定性上有範圍限制，在約束力上有效力限制；法律則是現代意義上具有普遍性的治理準則，基於社會成員對自身實踐經驗的認同，具有廣泛約束力和強制性。在這個意義上説，村規民約是基層社會治理中對法律的一種有效補充，而且是基於法律的補充。換言之，村規民約要依託法律、依照法律，而不能超越法律。

由此而論，如果制定的村規民約為全體村民一致通過，違約的懲罰舉措、懲罰標準也規定得清楚，不管是行為罰還是財物罰，遵守規約無可厚非；如果村規民約與法律相牴觸，或在規約內容上存有空白地帶、灰色地帶，甚至處罰不清晰、方式不正當，那麼不僅不具有約束力，而且更不具備處罰資格。這麼看，650元的處罰，不免因村規民約自身的不足而缺少了必要的合理性，更談不上是否有法律效力了。

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提出了警醒：善意的政策需要紮實、可靠、可信的依據，更離不開法律制度的檢驗。實際上，不論是一村一地的治理之舉，還是關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都需要更周全、更科學，否則落實起來難有公信力和權威性。

村規民約中有普通老百姓對鄉土意識的堅守，法律規範中有每個人對自身權益的捍衞，它們並行於中國的治理結構中，各自發揮着作用。一場壽宴、一張罰單，折射出的又何嘗不是承於傳統、面向現代的中國治理課題，值得再審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