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如何平穩度過“去產能”的陣痛期

現在“供給側改革”、“三去一降一補”成為中國社會方方面面關注的熱詞。其中，因“去產能”造成的改革陣痛令企業產生的悲觀情緒，受到很多關注,我願意就此談談我的理解：

必須做好經歷陣痛的準備

改革開放走了三十幾年，所帶來的“生產力解放“擺在眼前，確實已經形成了超常規發展，但是新階段、新常態來了——經濟增長速度不可迴避地會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後下台階，而其後跟着的追求卻是增長質量要上台階，在這個“中高速”表面現象往下演變的同時，要着力於打造發展質量的“升級版”，以結構優化對接儘可能長久的升級版的中高速增長平台，這是供給側改革的實際追求。

在這樣的階段轉變中，怎樣承前啓後繼往開來呢？整個思路是必須抓住創新的“問題導向”，並托住底線。我認為底線就是運行狀態為年均GDP增速在6.52%以上，在未來的“十三五”期間不能擊穿這個速度底線。只要不擊穿這個底線，增長質量升級版的打造就是問題的關鍵，而抓住這個升級版打造的真問題，是它的結構優化問題必須解決。靠什麼樣的機制去解決結構優化的問題呢？大家都關注的落後、過剩產能，怎麼把它擠出去？科技創新潛力的釋放，依靠什麼來實現？我把它理解為打造升級版過程中以制度創新為龍頭、帶來各種各樣的物質生產力要素能夠實現潛力釋放，而形成一個新的混合動力體系的問題。

如何在創新中繼往開來，追求結構優化、打造升級版、形成發展後勁去對接現代化的目標，再往下説實際上就是資源配置機制裏必須處理好有效市場怎麼充分起作用，怎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應注意這幾年決策層反覆強調的：只要經濟運行在可接受的區間之內,絕不貿然啓動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就是“讓市場充分起作用”。市場充分起作用就必然帶來地方政府和企業層面的陣痛，正如“權威人士”所強調的，一定要以這種思想準備來經歷陣痛期。這個陣痛期裏如果能有大致的市場公平競爭中的優勝劣汰，所謂的過剩產能、殭屍企業應該能夠被淘汰出局。但是怎麼掌握好這個陣痛期，不讓各種矛盾越過臨界點，不要出現經濟問題的社會化、政治化，是非常敏感複雜的一種掌控。

財政應發力降低陣痛

從財税政策上看有沒有一些措施能夠降低陣痛？我認為首先是要打造一個在改革中能夠從全局上推進理順比價關係和價格形成機制的配套改革。有了這個配套改革，在市場充分起作用的過程中，“去產能”才可形成內在的合理性。

現在市場上已觀察到很明顯的陣痛特徵，但是在基礎資源產品、能源產品比價關係和價格形成機制沒有符合市場經濟客觀要求的情況下，哪怕競爭顯得再激烈一點兒，也未必是真正符合長遠發展的優勝劣汰過程。

比如能源這個視角。十幾年前關於電力改革時稱為“五號文件”的要求裏，最實質性的問題，就是在整個電力網的前後兩端跟市場對接：在電的生產環節承認它的商品屬性，跟市場對接才能產生選擇性、競爭性，當時給出的表述叫“競價入網”機制。在這一端和市場對接，到最後面對所有的企業、千家萬户的居民時，實現輸配分離，引入服務外包等等的競爭機制。

這件事情十幾年前就明確提出過，如今幾乎還寸步未動。只做了廠網分開，主輔分離，新建了很多大樓，新提了很多高管，新配了很多專車。這些相對容易的事情辦完了，但改革應有的正面效應卻沒產生多少，這是個帶點兒荒唐意味的局面。

所以，我現在比較寄希望於新的明確的電力改革要求，以及推進整個基礎資源和能源產品價格改革的要求。新一輪改革應該成為與價税財聯動的改革，税收在其中要成為基礎能源產品的比價關係和價格形成機制裏的法定因子。比如説資源税由從量變從價，長期趨勢是跟着市場水漲船高。這樣一個税收因子又是通過規範的程序而可調。政府在其中需要校正自己的定位和職能發揮的方式，做好“有為”、“有限”、有節制。對事不對人，你不用跑到我這兒來拉關係，是大家在陽光化環境下一起説清楚怎麼走立法程序，使這個由税法規定的税種更合乎改革的內在要求。

上述目標完成後，剩下的就是讓比價關係和價格形成機制形成一種內生、長遠、全面覆蓋的結構優化的壓力和動力。大家在整個產業鏈上感受到物質利益導向下，要通過競爭千方百計節能降耗，開發有利於節能降耗的工藝、技術和產品。這樣一來，在競爭中不能經受這種新的市場化利益參數約束的那些主體，就會被淘汰出局，淘汰的就是所謂的落後產能與過剩產能。

這時財政要做的，就是解決這個過程中被淘汰出去的企業人員的安置、再就業培訓等等問題。中央財政要牽頭，各級財政合在一起來健全整個社會保障體系。合理的社會保障體系也不是政府自己單打獨鬥，而要把所有可用機制結合在一起。政府至少必須承擔缺口補貼，做好戰略儲備，使這個體系可持續。

還有，如果經濟參數傳導到最終消費品，使水更貴了，電更貴了，較多包含基礎能源、資源產品的物品更貴了，政府必須及時、適當、力求精準地提高低保標準，向社會公眾説清楚，讓他們能理解和接受。具體標準掌握上是使最低收入階層的實際生活水平不下降。而中等收入階層以上的那些社會成員，會適應這種變化，調整自己的消費習慣，讓整個社會趨向於更加綠色、低碳發展的軌道。

如果價、税等經濟參數在產業鏈傳導過程中引出的兼併重組、破產倒閉的人員分流問題，以及最終消費品價格變動問題，能處理得相對平緩，維持了基本的社會和諧，我覺得政府的任務大致上就完成了。剩下的事靠市場去解決和優化。政府掌握好對企業、對居民的上述要領，就是盡責了，具體表現是財政要發力落實。供給側理性管理所關聯的“去產能”最主要的事情之一，需要從這裏抓起。(作者是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