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藝畢業生帕米爾高原當排長 學會了騎馬騎犛牛

文學的高地

■盧一萍

我在新疆軍區部隊服役了20多年。寫作所關注的地域逐漸形成——即南部新疆和藏北高原，也就是從塔克拉瑪干沙漠到帕米爾高原、喀喇崑崙山脈和阿里高原之間沙漠、綠洲和冰峯雪嶺之間那塊荒蕪之地。那些已被流沙湮沒的故國、曾經在荒原上開墾綠洲的軍墾戰士、駐守在極邊之地的官兵成為我書寫的對象。這是屬於我的“文學王國”，從一粒沙到含氧量很低的空氣，我都很熟悉。嚴酷的自然環境、生存條件與人之間會有一種什麼樣的關係？人在其中會有怎樣的蜕變？這是我長期思考的問題。

但要用小説來表達我的精神疑難，卻非易事。這個“王國”地勢的低平與高拔、民族文化的絢爛與異質，更增加了認識它的難度，所以我慶幸自己在南疆生活的經歷，慶幸無數次的高原之行。從新疆、西藏到雲南的邊境線，我走了一萬多公里，前往5042哨所、神仙灣、達巴、詹娘舍的路程那麼艱險，但現在回想起來，卻那麼珍貴。

1996年7月，我從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畢業後，到了帕米爾高原的一個邊防團當排長。到了部隊，認識了那裏的官兵，我就有一個心願，要為這座高原寫一本書。在高原上生活的那幾年，我一直在為此作準備。我學會了騎馬、騎犛牛，很多邊境線我都巡邏過，我需要熟悉高原的每一道皺褶，我試圖瞭解那裏的一切。但要把在學校學到的文學經驗用到寫作中時，卻發現這些經驗表達不了現實。我對虛構產生了懷疑，這使我若干年來，無從下筆。

在那段時間裏，在帕米爾這個“世界的扣結”上，在這個世界文化的古老的交匯地，我感受更多的是中亞文明的光芒，是駐守在那裏的官兵和塔吉克鄉親的生活形態。我站在世界屋脊之上，感覺整個世界均可俯瞰。在這裏，我看待事物的眼光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我曾經奉為信仰的寫作和我本身一樣，逐漸變得輕微。我要為自己，為自己的寫作添加一種更重的物質。

2006年9月，當我再次回到帕米爾高原時，距我第一次上高原剛好10年。在我就要離開高原的前一天晚上，躺在塔合曼邊防營的營房裏。夜晚很安靜，可以感覺到慕士塔格峯高聳在夜空之中，晶瑩剔透。長期的高原生活曾損傷我的記憶，但在那個時刻，之前高原生活的一切——我的感受和見聞，都一一浮現在我的眼前。那一扇門就在那一夜豁然洞開。它們就在那裏，同時給予我的是一種與其氣質和個性相匹配的文字，我只需要把它們寫出。這使我不禁潸然淚下。我重新開始了自己的小説寫作，並終於實現了當年的願望，為我魂牽夢縈的高原寫出了小説集《帕米爾情歌》。

然後就是這本獻給喀喇崑崙的中篇小説集《天堂灣》(花城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在《天堂灣》這篇小説裏，就有我前往阿里高原的體驗。那篇小説其實寫的是前往天堂灣的一趟旅程，只不過我給這趟旅程賦予了象徵意味。就連這個故事本身，也是我在1998年9月在駐守於喀喇崑崙山口的一個邊防連採訪到的。那個連隊駐地的海拔是5380米，是生命禁區。我在那裏聽到了一個剛畢業的學員到連隊報到時因高山缺氧如廁猝死的“事蹟”。因為後來的士兵對他知之甚少，此後也再沒人追究過他短暫的人生。講述者説得極為簡單，不足十句話就把那名犧牲者的事説完了。這個故事多年鬱積心中，漸成塊壘，卻形不成文字，每每想起，異常沉重。

2007年8月，我爭取到一次上阿里高原邊防一線連隊代職的機會。我這次是乘坐汽車團運送軍用物資的卡車上高原的，這使我得以更真切地體驗那位學員當年的途中經歷。在金色的達巴古城下，面對喜馬拉雅延綿於雲天之上的無盡雪嶺冰峯，我又想起了那名猝死的軍人，竟忍不住淚如雨下。在達巴邊防連，我認識了一位姓馬的連長。他給我講述了他的經歷，講他當年如何懷揣英雄夢想，來到極邊之地，如何靠着信念，在這裏生存下來，履行職責。我覺得他就是那位活着的死者，他成了這篇小説中楊烈的原型。

2012年底，我調到原成都軍區工作，開始再次接觸闊別20多年、位於大巴山區的故鄉。這裏感覺要狹窄一些。但想象的空間異常廣闊。它與我在新疆建立的文學地域從情感上講是一體的。它們在我心中，都能飛昇起來，在天空中重新結合為一體，成為同一個故鄉，同一個王國，成為我心中的神山聖域。從地理空間上來説，從大巴山到喀喇崑崙山畢竟有一段遙遠的距離。但在這裏仰望高原，回顧新疆的軍旅生活，似乎看得更加清晰。當然，從寫作本身來説，它也對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這裏，我將重新開始一次更為冒險的寫作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