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詐騙害命”案連發，既要治騙子也要強監管

一位正值年華的女生徐玉玉，即將邁入大學校門，因詐騙電話丟了學費，不幸離世。這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悲劇，“大學生”“電話”與“詐騙”連在一起，構成了一個慘劇的開始。無獨有偶，昨天媒體曝出，山東又一大學生小劉疑遇電信詐騙，不堪心理壓力去世。

接二連三的不幸事件，讓人們再次聚焦長期備受詬病的電信詐騙問題。除了需要成立調查組將騙子繩之於法，給不幸者以告慰，還要追問：為何電信詐騙如此猖獗？怎樣斬斷電信詐騙的黑手？

詐騙電話響起鈴聲，首先是個人通信信息被泄露了，不安全、不保險毋庸置疑。每個人都可能接過培訓班、輔導課、房地產、廣告商的推銷電話，甚至收到堂而皇之的詐騙短信。每當此時，很多人有能力一眼識破，但又苦惱為何他人掌握了自己的信息。一方面，隨着技術更迭，騙子能輕易“盜”取信息；另一方面，利益誘惑，讓掌握信息數據的部門肆意兜售。與其説騙子是邪惡的作案者，不如説兜售信息的人是赤裸裸的幫兇。治騙子，需要給信息數據庫裝上“銅牆鐵壁”。

然而，新條件下的電信詐騙在升級，“精準詐騙”趨勢漸顯。從徐玉玉事件中能發現，家中有大學生、手中有銀行卡、近期要發助學金……找到“詐騙對象”並精確地説出各種信息，多數人會“信以為真”。如果沒有足夠的警惕性和判斷力，識破騙局並不容易，“上鈎”在所難免。細細分析，在信息時代，商業交易、行政記錄、社交痕跡都以二進制代碼存儲起來，大數據有利於提升服務，也會讓定性並定位一個人更容易，“精準詐騙”就是鑽了空子。更何況，數據販子能幾分鐘內“黑”進網站，人們猛然發覺在大數據時代“裸奔”了。由此看，治騙子，離不開強化數據的存儲、使用、監管，讓數據用在正當之處。

沒有漏洞，詐騙就難有可乘之機，如何堵住漏洞至關重要。這裏的“漏洞”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上游三大運營商對分銷號碼和流量的過度商業化，在數據加密、攔截、監管上責任失當；二是包括互聯網企業在內的虛擬運營商過度追求用户數量業績，在兜售分銷號時讓黑號黑卡氾濫。更重要的是，運營商在實名制落實上不給力、在打擊偽基站上不徹底、在攔截和管控“改號”業務上不嚴格，其中的責任不僅理應重視，而且要落有實效。如此來問：作為運營商，面對猖獗的電信詐騙和不該有的社會悲劇，在提供服務、賺取利潤時，是否應該提供必要且必須的安全保障？實際操作中，能否嚴格落實電話登記實名制？能否徹底封停如“170、171”慣用的詐騙號段？能否在網絡詐騙電話和用户電話之間做好監管，對可疑線路查改甚至封停？

從這個意義上説，所謂“加強監管”，必須明確“誰是監管的主體，誰該負監管的責任，誰應擔監管失職的責任”。這裏涉及電信、工信、公安、教育、運營商、第三方支付平台等多個部門，能否保證通信用户的信息安全、能否保證通信方式的渠道可信、能否保證涉足詐騙就難逃法網、能否保證在更廣範圍普及安全意識，是一個系統性的聯動工程。

治理電信詐騙，最終還是要回到法治軌道。説到底，監管不全、法治不嚴，電信詐騙才敢肆無忌憚。不管是詐騙行為還是倒賣信息行為，只有在法律層面予以嚴懲，倒逼責任主體切實綜合施策，警示不法分子勿碰安全底線，才能少些悲劇、多些暢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