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飛：文明衝突是否成真？

自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以來，文明衝突就成了國際政治中的一個熱詞，時常出現在媒體和學者們的論著中。贊成者有之，批判者也不少。但是有一個規律，只要一出現伊斯蘭力量同西方力量的衝突時，或是恐怖襲擊，或是國家間外交糾紛，贊成文明衝突論的聲調就高起來。近來，隨着一系列針對歐洲國家的恐怖襲擊、土耳其政變及其帶來的土美外交紛爭等事件的發生，有人疾呼，亨廷頓的“文明衝突”預言已成真。果真如此嗎？

“文明衝突論”的要義是，在基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意識形態對抗的冷戰結束後，意識形態鬥爭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將明顯下降，與之相應，由文明差異所帶來的衝突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會凸顯出來，尤其是西方文明同伊斯蘭文明和儒教文明之間的衝突將佔據突出位置，甚至會決定國際政治的走向。筆者以為，亨氏注意到文明之間的關係問題，確實是他的高明之處，冷戰結束20多年來，似乎可與文明衝突掛上鈎的事件能夠找出許多，特別是“9 · 11”事件以及後來的反恐戰爭，看上去就是一場伊斯蘭世界同西方世界之間的不對稱戰爭。如果比較一下文明衝突與意識形態衝突，誰對當今國際政治的影響更大，恐怕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文明衝突。

然而，如果對所謂文明衝突的事件做更具體的分析，就會發現問題：無論是反恐戰爭還是針對西方國家的恐怖襲擊事件，與西方對立的並不是整個伊斯蘭世界，而只是其一小部分，是伊斯蘭中的極端勢力。“9 · 11”事件也遭到多數伊斯蘭國家的譴責，相當多伊斯蘭國家也都幫助西方打反恐戰爭並且直到目前還同西方國家保持良好關係。按照亨廷頓的定義，同西方衝突的伊斯蘭極端勢力無論如何也算不上是一種文明。所以，亨廷頓所預言的伊斯蘭文明同以基督教為基礎的西方文明之間的衝突並未成真。至於他所預言的西方文明同儒教文明之間的衝突就更是連影子都找不到。

如此説來，文明衝突論就沒有意義了嗎？非也!文明衝突論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就在於，國際社會要重視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從哲學上講，差異就是矛盾，有矛盾就有對抗性因素。在國家內部，會有階級矛盾、種族矛盾、黨派矛盾等等，國家之間則存在着民族矛盾和國家利益分歧。各種矛盾相互作用，有時相互促進，有時又相互制約。到底孰重孰輕，需要根據具體情勢而定。冷戰時期，美蘇兩大政治軍事集團的尖鋭對抗就壓抑了許多文明、宗教、民族之間的矛盾，使它們處於從屬地位。而冷戰結束後，這些矛盾都浮上水面。

對文明衝突問題，我們需要把握的是文明因素在國際政治中到底佔據什麼地位，扮演什麼角色。文明因素説到底是精神層面的因素，同意識形態、價值觀等一樣，是國家利益的重要方面，也是重要軟實力。但是同國家安全、發展這些物質層面的利益以及與之相關的硬實力相比，通常居次要位置。當前者面臨威脅的時候，後者肯定讓位於前者。但是，精神對物質的反作用不可忽視。意識形態與文明等精神因素通常與物質層面尤其是安全利益交織在一起，並直接影響國家決策者對本國核心利益的判定。當年蘇聯高舉反帝旗幟，被西方認定為敵人，又因蘇聯強大而被認定是最具威脅性的敵人。蘇聯改旗易幟後，西方就不再將它視為敵人，儘管它仍然很強大。非我族類，如果貧弱，其心雖異，但不足懼;同我族類，如果強大，雖然也是威脅，但不是致命的。在現實中，“族類”可以是民族、國家，也可以是宗教、文明，還可以是階級、黨派、政治集團、種族、部族，甚至還可以是宗族、家族。只要是有不同的身份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族類”。無論哪種“族類”，其間的鬥爭、衝突、戰爭都可以同樣慘烈。

認識文明問題，還需要重視的是，文明差異對國際政治的影響主要不在於其外在表現，如生活習慣、大眾文化，而是在於其內涵着的價值觀。所以，破解文明衝突的根本之道是構建人類共同價值觀，用人類這個“大族類”統合各種各樣的“小族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