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國際政治研究不能跑偏

國家戰略競爭實際是戰略境界和哲學思維水平的競爭。有人覺得，國際政治研究似乎門檻很低。如果研究僅停留在“就事論事”和資料梳理層面，或許依靠“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的形式邏輯思維就已夠用。但要透徹研究相對抽象的戰略性問題，就必須依靠理論來指引，否則很容易“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因此，戰略研究的要義不在於急於貢獻什麼“錦囊妙計”，而首先是“正心誠意”，其次才是“格物致知”乃至“修齊治平”。有了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學者才能實現有效學術積累，防止“體系流產”;決策者才能在看問題、做決策時舉一反三，觸類旁通，不犯顛覆性錯誤;整個民族才能提升是非辨別力，不被那些膚淺、花花綠綠的表象所迷惑。簡單地説，所謂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就是學一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懂得一些哲學基本原理，例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人民羣眾創造歷史，事物普遍聯繫和運動發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矛盾對立統一和相互轉化，量變引起質變等等。

不過，這些理論方法在國內當前的國際問題研究中運用、貫徹得顯然還很不夠。1973年7月4日，毛澤東在談及外交部報送的《新情況》時説：“經常吹什麼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忽然來了個什麼大欺騙、大主宰。總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實質。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搞修正。”四十多年過去了，這種“只低頭拉車，不抬頭看路”的研究狀況非但未根本改觀，反而有日趨加重之勢。不少知名國際問題學者在分析問題時，堂而皇之地堅持唯心論立場，使用片面、靜止的形而上學方法，這使其看似嚴謹儼然的研究和論證過程，最終得出的結論卻言不及義、南轅北轍。

這種“盲人摸象”的研究狀況顯然不能適應時代需要。國際政治研究旨在弄清國際政治的發展大勢和運行規律，助力謀劃國家大政方針。一旦方向指引出現差錯，很可能“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甚至導致顛覆性錯誤。戈爾巴喬夫治下的蘇聯解體，與其哲學的貧困和戰略思維的拙劣直接相關。當前，中國正處在實現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內外挑戰和威脅格外嚴峻，比以往任何時刻都需要智力支撐。當前中國“智庫熱”方興未艾，經世致用成為學界努力新方向。這當然是好事，但“磨刀不誤砍柴工”，要想將“好事做好”，不妨在建言獻策之前，先檢查一下自己的理論武器，看其是否夠用還是已經過時。

社會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立場不同，角度不同，看到的事實、得出的結論往往不同。理論上説，每個學者都可各執己見，但其觀點最終是要接受實踐檢驗。衡量學者的學術成就和影響力，不是簡單看其發表了多少著述或媒體曝光率多高，而是看其是否正面回應了所處時代的重大課題，提出了經得起歷史考驗的觀點，否則他就會像當年馬克思批判的“神聖家族”一樣，曇花一現，在歷史上留不下一點痕跡。(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新著《困頓與突圍：變化世界中的中東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