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木：從記者站看中蘇由“蜜月”到交惡

重要媒體駐外記者站的選點和撤銷，駐外記者的選派和調回，可以映照出世界風雲變幻，國家關係變動不居，以及世事無常。人民日報駐蘇聯記者站的命運無疑是一個典型案例。

1954年11月，人民日報在蘇聯建立第一個駐外記者站。這是中國同蘇聯開始“蜜月期”的產物。

1950年初，毛主席訪問蘇聯，2月14日同斯大林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兩國關係從此急劇升温，在各個領域的合作全面展開。兩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和真理報決定互派記者，在對方國家的首都建立記者站。

人民日報首任站長李何，早年就投身革命，是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的女婿，到報社記者站任職之前，已作為新華社莫斯科分社創建者在蘇聯工作近4年，夫人瞿獨伊當時正在蘇聯一農學院學習。從各方面條件看，他稱得上是精挑細選的不二人選。

按照協議，兩家報社要為對方提供實質性幫助，包括幫着租房、買車和外出採訪時提供翻譯。在真理報的協助下，記者站很快安置妥當，開展工作。當時的中國，視蘇聯為老大哥，一個很流行的口號是：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讀者對發生在蘇聯的大情小事都感興趣，覺得新鮮。在這樣的情勢下，記者站責任之重、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李何一個人實在忙不過來，正在莫斯科大學新聞系讀書的戴楓被調到記者站當記者。他這樣描述當時的工作生活情況：

——記者站工作十分繁重，不允許遺漏任何重大事件的報道。每天都編髮消息，每人每月還要寫8篇通訊或綜述。     

——每日工作程序是：清早7點開始閲讀由郵局直接專遞的十多份報刊，篇幅極多。大家趕着把稿件編出、審定，交由譯電員譯成明碼電報，在打字機上迅速打出，到莫斯科市郵電局發往北京。

——上午一般忙到12點。下午如沒有外出採訪，就在辦公室寫通訊、述評，通常工作到晚上10點。

——午晚兩餐是最好的休息松馳時間，因為先要走10多分鐘，才能到達使館食堂，不論雨雪風寒還是太陽高照，走這段路有一種心情放鬆的感覺，用餐時大家説説笑笑，是緊張單調生活的調節劑。

當記者最盼着經常有大事發生，他們在蘇聯的那幾年，就趕上幾件震動世界的事件。

1956年2月14日，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作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俗稱秘密報告，全面否定和猛烈批判斯大林，拋出許多駭人聽聞的事例，像斯大林搞肅反擴大化，錯殺大批優秀人才;二戰時對德國圖謀進攻蘇聯掉以輕心，導致戰爭初期蘇聯連連失利，等等。秘密報告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響，在東歐國家尤為強烈。很多人上街遊行，要求擺脱蘇聯控制，出現流血的“波匈事件”。蘇聯當局慌了手腳，一味追求出兵鎮壓。在這危機之際，中國派劉少奇訪蘇，説服赫魯曉夫糾正錯誤作法，避免了更大悲劇發生。在波匈事件期間，人民日報派出兩位記者到波蘭和匈牙利採訪，他們的稿件大都通過莫斯科記者站轉發北京。

1957年11月，毛主席第二次訪蘇，主要使命是説和，維繫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他指出，社會主義國家也必須有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11月17日，毛主席接見在蘇中國學生，留下了這段著名的語錄：“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象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戴楓全程採訪，寫出了影響很大的通訊《毛主席會見留蘇學生》。

1959年9月底赫魯曉夫訪華，他在中國國慶十週年宴會上發表講話，指桑罵槐地指責中國的內外政策，引起中國領導人的強烈不滿。此前，蘇聯向中國提出聯合建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的要求，均遭拒絕。惱羞成怒的赫魯曉夫下令撕毀合同，撤走專家，使許多已經上馬的項目陷入困境，還逼看中國還債，使中蘇兩黨兩國關係徹底破裂。

有鑑於此，人民日報駐蘇聯記者站也就沒有繼續存在的理由和條件。1959年底，存在不到7年的記者站正式撤銷。

這一撤差不多就是30年，直到1989年5月，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同鄧小平會談，實現了兩黨兩國關係正常化，人民日報才派兩名記者前往莫斯科，重建記者站。

需要補充説明的是，李何1958年春奉調回國，任人民日報國際部副主任，1962年8月5日病逝，終年44歲。夫人瞿獨伊回國後主要在新華社工作。今年95歲的老人依然依然健康矍鑠。(勞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