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含量不足，才有“要挾村規”

有民主與法治含量的“村規民約”，才能化育為村民日用自覺的公序良俗，才能涵養有正氣、有人氣的良好村風。如果連“村規民約”都語帶要挾，何來心理上的走近。

“對於不交衞生垃圾費的户，不交納富餘土地承包款的户，不予收取養老保險費、合療費，取消一切政府優惠政策，不予辦理一切事務。”一連串的“不”字，透着濃濃的要挾味道。不成想，這正是華陰市羅西村的“村規民約”。面對質疑，村幹部卻説“這是為了督促村民交費支持環境衞生工作，不會真的藉此不給村民辦業務”。矛盾的邏輯，令人啼笑皆非。

無獨有偶。廣東某村規定，“無理阻礙公務人員執行公務，情節較輕者每人罰款200-300元”“亂搞不正當男女兩性關係的，各罰款1500元”；浙江某村規定，村民信訪須經村幹部批准，否則扣除糧食補償款1年至10年；湖南某村規定，對沒交足修路集資的村民實施扣車、禁止婚喪通行……不少地方的村規民約，莫不語帶要挾，戾氣充斥其中，反襯出鄉村幹部治理的簡單粗暴以及好辦法的缺失。

上述村規民約，雖僅僅作用於一村，社會影響卻很壞，折射出少數幹部民主法治觀念的淡薄、依法行政習慣的缺失。為了方便村莊管理，就把不相關的事項胡亂掛鈎，這是實用主義在作祟，片面強調結合本村實際，怎麼省事怎麼來，把村民大會當做自由擺弄的“鬆緊帶”，無視國家法律的“高壓線”，有權大於法的危險。在全面依法治國的進程中，“土法”焉能“叫板”國法？即便有再多的“本意很好”“現實壓力使然”等理由，村規民約也不能不徵求村民意見，不能越過法律的邊界。

村級治理的法治化、現代化，離不開上級領導部門的指導和監督。報道中有一個細節值得自警：羅西村所在的華西鎮，一名黨委負責人稱，“這是一個村規民約，是嚇唬村民的”。要知道，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規民約”需報鄉鎮人民政府備案。既然鎮黨委知悉情況，為何還讓這“嚇唬村民”的規定出台，監督的主體責任哪裏去了？可見，上級部門的縱容，不是臨時起意，而是有意的“視而不見”，這是基層治理法治化的一個危險信號。

有民主與法治含量的“村規民約”，才能化育為村民日用自覺的公序良俗，才能涵養有正氣、有人氣的良好村風。實踐證明，與民為善、於民有利的“村規民約”，才能提升一個村的軟實力，實現凝心聚力助力發展。

我們常説，要打通聯繫服務羣眾的“最後一公里”，不僅僅是空間上的距離，更是心理上的距離。如果連“村規民約”都語帶要挾，何來心理上的走近。羅西村的窘境正説明，新時期的基層治理千頭萬緒，僅靠簡單粗暴的方式，而沒有耐心、真心和正確的工作方法，很難獲得羣眾支持。只有用心服務，才能把服務做到羣眾的心裏，羣眾才能服氣。（孔方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