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紅不應該成為“網絡污染源”

移動互聯網時代,個人的成長空間越來越大,在深層次上給網紅的誕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依託網紅而生的“網紅經濟”甚至成為新型商業模式,被眾多年輕人當作創業風口。影響力越大,責任越大。在這樣的背景下,公眾期待網紅主動恪守社會公序良俗,自覺維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網絡正能量的倡導者。

不管是網絡表演還是網絡寫作,如果能與網絡主流消費羣體產生思想共鳴,且找到一條具有差異化特質的表達路徑和技巧,則無疑打通成為網紅的通道。但這兩點都需要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專業知識。事實也一再證明,具有清晰發展規劃、具備持續內容生產能力、能夠合理合法變現的網紅,往往具備較好的教育背景,並善於在網絡世界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來營造影響力。

基於互聯網,網紅比傳統明星更有活力。與此前明星們基本依靠電影、電視、真人秀等途徑成名不同,網紅們往往只要把網民的關注點、易被網民接受的內容黏合到一起,就能夠在短期內擁有大量粉絲。互聯網的先天屬性讓網紅更容易被人接受,其互動性是傳統明星難以企及的。北京泰洋川禾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創始人、知名網紅“papi醬”合夥人楊銘就認為,未來大明星一定會從網紅中脱穎而出。

多數年輕人對網紅感興趣,推動了包括線上和線下的網絡經濟行為。因為網紅和粉絲距離很近、互動性強,粉絲對網紅容易產生認同感,網紅對銷售又具有巨大的誘導力,再加上網上消費的便利化,使得以年輕人為主要參與主體的網紅經濟快速發展。從目前商業行為獲得較大成功的網紅來看,價格合適、符合時尚口味、能夠大量生產的產品,極易受到粉絲們的青睞,尤其在美妝、服裝等垂直領域,網紅的轉換率明顯高於傳統明星。一些知名網紅網店的年銷售額甚至達到億元規模。

隨着“90後”逐漸成為社會主要消費羣體,網紅經濟會持續很長時間,並開始形成一整套模式。首先是針對年輕人想做網紅,網紅經紀人、網紅孵化器開始出現,其次是網紅團隊化,個人網紅只是前端,背後有運營團隊,用來維護網紅的熱度、開拓變現途徑等,多個環節共同構成一個運轉有序、規模龐大的產業鏈條。

網紅及其經濟行為的火爆伴隨着的是當代社會青年時尚文化的興起。青年文化的多面性也必然導致網紅及其周邊出現不少問題,甚至遭到社會非議。直觀來講,眼球效應下的網紅過度重視顏值經濟,業內人士認為這給社會審美帶來很大的困惑,是近年來年輕人對美的追求發生變化,由之前強調內在美、自然美,演變為追捧“整形美”的重要原因。此外,一些網紅及其團隊急於賺錢,對經濟效益呈現明顯的過度追求,帶來諸多不良示範。大多數網紅還沒有學會作為一個社會公眾人物,用自我修養完成對於社會的責任感、使命感的提升,而是急於套現賺錢,缺乏文化、藝術、審美、價值等方面的培育,難以肩負社會公眾人物應負的責任。在中國人民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所長金元浦看來,這是非常大的問題。

一般認為,網紅都會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來獲取經濟效益。實現商業上的價值,是網紅及其團隊生產內容、擴大影響、力求可持續發展的最大動力。享受收益意味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尤其是已經產生社會影響力的網紅及其團隊,更應該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也更意味着在公眾及監管部門不同視角下,網紅要多維度自覺維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遵紀守法。

在業內引起轟動的“papi醬”吸引風險投資1200萬元,標誌着網紅經濟進入了具有高端經濟性質的、純商業操作的和金融結合的運轉模式。雖然商業投資有自己的固有邏輯,但綜合商業口碑、社會影響以及可持續增長性,投資選取上傾向於具有正能量特質的網紅,無疑會給投資者帶來更大的發展潛力和更多的增值前景。

完善監管,引導網紅經濟持續發展。網紅經濟是一種互動型經濟,監管部門要一方面規範網紅所依賴的微信、視頻網站等網上社交和商業平台,另一方面要鼓勵支持互動式經濟的發展,推動網紅經濟在整個互聯網經濟的範疇下形成新的增長點。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認為,對網紅而言,政府部門管理要簡化,鼓勵要細化。

總之,明星屬性、與互聯網用户高頻互動,無不意味着網紅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公眾人物,一言一行具備廣泛傳播的媒介特質,遠遠超出了簡單的網絡吐槽範疇；網紅經濟其新經濟形態的特點,對資本、創新、人才的整合力度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與青年一代消費文化習慣的形成息息相關。二者都説明網紅及其經濟行為會對公眾尤其是對青年人帶來巨大影響。在這種背景下,網紅不應該成為“網絡污染源”,而應主動成為網絡正能量的倡導者,唯有如此,才能實現更高自身價值,創造更多社會財富。（閆祥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