騙子年年有，如今特別多

這年頭，沒接過詐騙電話或沒收過詐騙短信的，可能只剩下外星人和那些從來不用手機的人了。電信詐騙可謂與時俱進，花樣不斷翻新，而且似乎還帶有季節性特點，開學季他們騙新生，畢業季他們騙老生，徵兵季他們騙軍人，在平常的日子裏他們就冒充公檢法給守法卻膽小的人送個“傳票”，更可怕的是他們的行騙對象也越來越“精準”，他們甚至知道你剛賣了一套房子，手頭有筆鉅款，然後用漏繳税款的橋段，讓你一步步走進他們挖好的陷阱，乖乖地把錢轉到他們的賬户上。

在8月下旬短短的十天時間裏，就有山東省的兩名學生因遭遇電信詐騙而猝死，廣東省的一名準大學生因被騙光了學費而自殺。這三起詐騙案之所以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主要是因為被騙的都是些涉世未深的孩子，他們還來不及享受生活的美好，生命即已凋零，使人在惋惜之餘，更痛恨那些詐騙分子的可惡。在這些猝死和自殺的受害人的背後，都有着一份可能艱辛卻也有夢想的生活，只因一個猝不及防的電話或短信，就被擊得粉碎，難免讓人唏噓。

面對如此猖獗的電信詐騙，網友們的關注點也是各不相同，有的人認為是孩子們太單純，防騙意識不強，所以主張應加強這方面的教育；有的認為是公安機關平時打擊不力而放縱了罪犯，直到鬧出人命了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抓獲犯罪嫌疑人，可見其“非不能也，實不為也”；還有的網友指責電信運營商為了部門利益，視實名制要求如無物，致使詐騙分子有機可乘，利用不受管控的特殊號段進行詐騙，以逃避打擊；當然也有人認為銀行或第三方支付平台在轉賬或支付過程中存在監管漏洞，方便了用户的即時到賬，卻忽略了資金的安全。網上羣情洶湧，實在是老百姓已不堪其擾！

這些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從理想的角度而言，假如上述每一個環節中的漏洞都能堵上的話，電信詐騙也不至於如此猖獗。不過，我們在指責受害者的單純愚鈍、相關部門的打擊不力和失於監管的同時，從法律功能的角度來思考，或許會給我們解決或預防這類問題的發生打開一個缺口。

在現代法治理論中，儘管我們更多地強調法律的權利保障功能，但通過勸善戒惡、維護基本的社會秩序，使每個人都能過上一種安全平和的可預期的生活，仍然是法律存在的最根本理由。而要實現“戒惡”的社會效果，還必須滿足“罰嚴足畏”的條件，這雖然會落入古代法家“嚴刑重罰”的窠臼，卻也是維護正常的生活秩序所必須。電信詐騙之所以屢禁不絕，與法律的打擊不力有關。從報道中看，今年在打擊電信詐騙方面的國際合作明顯增多，許多海外的詐騙團伙被摧毀。當然大陸上的法律也有不足，雖然詐騙犯可能會被治罪，但結局卻也不盡相同，有的可能被判處較長刑期的徒刑，有的會被判緩刑，有的卻只是退贓、批評教育了事。當犯罪的收益遠遠大於犯罪成本，甚至都算不上“鋌而走險”時，自然會有很多人選擇這種幾乎是一本萬利的“生意”。這時候，立法上的重懲，或許就是一個不錯的方案。我雖不是重刑主義者，但對犯罪分子的寬縱，就是對善良守法公民的不公，當一種犯罪已嚴重影響到絕大多數人的正常生活時，為了維持一種再普通不過的生活秩序，適時適當地對其加重懲罰，就變得必要且必須。

事實上，即便是加重刑罰懲罰力度，電信詐騙還面臨一個無解的問題。自古及今，一般人都會認為違法犯罪是可恥的，對犯罪分子進行懲罰，一方面對當事人能起到“警示”的作用，另一方面對他人也會有“以儆效尤”的教育功能。在中國人的觀念裏，涉訟是很丟人的，即便是在民事案件中成了“被告”，心裏都有老大的不安，更何況是成了罪犯呢。可是在電信詐騙分子身上，我們根本讀不出他們的恥感。由山東受騙女生猝死而牽出的詐騙犯聚集地福建安溪，居然有很多人以此為業，當地的百姓認為詐騙並不是什麼可恥的事，反而認為騙不着才是可恥的，或者是行騙的時候被逮着才是可恥的！這類犯罪大多呈現地域性特點，比如福建安溪、湖南雙峯等就是聞名全國的詐騙之鄉、假證之鄉，這些地方的一些人為了金錢不擇手段，認為只有騙到大錢才算“有本事”，即便法律再嚴苛，對他們也不足以產生震懾作用。古人云“行己有恥”，人應該對自己的不良行為有羞恥之心，而在這些詐騙分子的眼裏，受騙人的死活不會觸動他們，良心和恥感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列，面對這樣一個只認錢的羣體，全能的上帝恐怕也束手無策。

9月份開學後，一些學校對學生進行了預防詐騙教育，坊間還流傳着許多防騙順口溜，這真是一個時代的悲哀。在一道道防火牆邊的人際交往，會讓人身心俱疲。在技術和制度上堵塞漏洞，加強監管，在道德上進行培育和重建，或許能對破解這一謎題有所助益？！（馬建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