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息失物索酬須有規則公約數

近日，一則視頻在微信中廣泛流傳， 引起許多網友評論。視頻顯示，一位吉林市的出租車司機將女乘客的蘋果手機送還，疑似索要100元酬金，但是乘客只肯給66元……該視頻引發大量網友評論。絕大多數網友支持出租車司機，認為他耽誤了時間和運營，理應得到賠償，而且索要的錢也不多。也有少部分網友支持女乘客，認為拾金不昧是傳統美德，出租車司機不應該明碼標價索要酬金。（9月20日《新文化報》）

從道德的角度，奢求道義的崇高不能不説沒有道理。而依據相關法規，對於失物除了失主應支付保管費用之外，並未確立拾得人的法定獲酬權，相反，如果失主要求歸還，拾得者卻拒不歸還的行為就屬於不當得利。一邊是道德的標準，一邊是法律的剛性規定，在現實中會導致拾得者與失主之間不同理解的衝突。

如何止息“拾物索酬”的紛爭，還需要在道德與激勵之間找到最大公約數。在國外拾物有獎早有先例，從法律的角度確立了規則。在國內，廣東率先立法，《廣州市拾遺物品管理規定》規定，對拾金不昧可自願按遺失物價值10%的金額獎勵拾金不昧者。

確立了道德不拒功利的原則，同時也打造道德評價的一個尺度。更重要的是，怎麼計酬用法規定下來，要遠比放任失主與拾得者討價還價，更利於止息紛爭，消除信任的猜疑。將拾物歸還失主行為的褒獎具體化，如若成了失主們的慣例，真金白銀反而成為了對拾金不昧最有力的肯定與嘉獎。與此同時，拾物者面對酬謝和獎勵，受與不受，也是檢驗道德自律純度的試金石。

道德也好，法規也罷，最根本的作用還是用以調節社會秩序的。只是公共社會秩序，並不能完全依靠道德自律來實現。只有完善規則，從利益各方求取最大公約數，才能最大限度地包容，才可能賦予道德堅實的社會基礎。(房清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