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心態”並非腐敗的關鍵原因

與其説貧困縣的“瞎折騰”更多，不如説貧困縣的“瞎折騰”更容易引發關注。如同樣是建豪華辦公樓，在相對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其所引發的社會反響就會截然不同。

説起村官腐敗，老百姓多是咬牙切齒，但往往忽略了那些村官的深層心理狀態。浙大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郎友興，撰文深度剖析貧困縣官員的處境和心態，指出，近年來出現於“貧困縣”一些看起來的“怪現象”或者説“瞎折騰”現象，有兩個因素是主要的：一是絕對的權力，二是“邊緣心態”。（澎湃新聞網9月19日）

文章把官員的“邊緣心態”劃分為：“二等官員”的自卑心理，失落感與心理不平衡感，看客或過客心理。從現實看，一些落馬官員在懺悔書中就往往將自己的墮落腐敗歸結為心態問題，如看到別人升了自己沒升，便會心理失衡，看到別人發財了也會失落，於是便藉助權力尋租來謀求補償。如此心態的蔓延，確實會影響一些官員的作為。

但將官員腐敗或瞎折騰的歸咎為邊緣心態，卻缺乏足夠的説服力。要知道，類似的心態，其實在各行各業都有，只要有對比就會有主流和邊緣之分。關鍵問題在於，處於邊緣位置，或是產生邊緣心態，到底會尋求怎樣的方式向主流靠攏或獲得補償？一些官員一旦自認被邊緣化，不是想到通過更好的為官獲得肯定，而是瞎折騰、走捷徑，或是乾脆搞權力尋租。

一些人產生邊緣心態，因此通過非正常的手段來抵抗被邊緣化。承認這一現實，並有針對性的將之納入到社會制度的防範中去，就沒那麼可怕。良好的制度設計，就是要將人性之惡的發生概率預設到最大。比如，現代民主政治的常識是，我們只有對人性之惡的複雜性有了足夠的認識，並敢於承認人都會有私心、貪念，才能打造出更為牢固的關住權力的籠子。

不可否認，貧困地區囿於自然環境的約束，在發展上確實要面臨更多限制。一些官員為了吸引注意力和積累政績，可能有更大幾率劍走偏鋒。但從現實看，與其説貧困縣的“瞎折騰”更多，不如説貧困縣的“瞎折騰”更容易引發關注。如同樣是建豪華辦公樓，在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其所引發的社會反響截然不同。這是因為貧困縣與豪華辦公樓的對比要更為刺眼，然而評價辦公樓建設是否合理，最重要的標準還是要看是否符合了相關規定。

還有一個問題不容忽視，偏遠貧困地區，往往包括媒體、民眾在內的社會監督更顯孱弱，政府的法治化水平也更低，一些官員甚至會產生“山高皇帝遠”的幻覺。這樣一種現實的社會生態，也多少會影響到官員的作為。但這種背景下官員產生“邊緣心態”，並非是官員腐敗的原因，而恰恰更多是因權力缺乏足夠監督的結果。如在過去的大水漫灌式扶貧中，物資投放、效果評價都缺乏精確性，自然就為基層官員的“上下其手”提供了空間。

跳出對權力的監督與約束，單獨談論官員的心態與作為，不免模糊主次。不難發現一個現象，關於反腐，我們往往習慣性地衍生出諸多“概念”和所謂的創新，比如説“59歲現象”，比如説8小時之外的監督。從現實案例總結，這些現象確實有着明顯的印記，但要知道，它們在根本上仍源自權力約束失靈。比如説，一些官員大半個職業生涯都能守法為官，但臨退休前卻試圖瘋狂撈一把，擔心“再不撈就來不及了”，本質問題還是因為存在可以僥倖“撈一把”的制度空子。

有什麼樣的權力監督生態，就會有什麼樣的權力文化與為官心態。官員的現實心態問題當然需要被關注。但任何抑制腐敗的制度設計，都應該務實地回到權力監督這個根子問題上來。繞過被普遍證明有效的權力約束制度，挖空心思搞再多的發現和創新，都可能是隔靴搔癢。畢竟，把權力關進籠子，並無捷徑可走。（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