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創新，中國科學教育的未來光明可期

我第一次訪問中國是在1983年,當時我是國際理論和應用生物物理學聯合會(IUPAB)秘書長。那時的中國大陸剛剛開始走出幾十年來與世隔絕的狀態。

上世紀70年代,一場中美運動員間歷史性的乒乓球賽推動了兩國外交,同樣的變化也在科學界萌發。當時,在國際理論和應用生物物理學聯合會以及其他科學聯合會中,代表中國的是台灣地區,中國大陸因種種原因被排除在外。我們後來改變了國際理論和應用生物物理學聯合會的章程,使之能夠容納兩位來自中國的代表——一個來自台北,一個來自北京。由此,中國大陸重新回到國際學術界的懷抱。這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也有很多挫折,但最終非常值得。

“文化大革命”使中國喪失了本應有的那兩代科學家。因此,當“文化大革命”中關閉的大學得以重新開放之時,中國也沒有足夠合適的人才來填補職位空缺。即使在今天,各大院校中依然有很多並不勝任教職工作的教授。這個局面相當困難,必須有一些措施來應對由此產生的問題。例如,在中國的大學裏,只有很小比例的教授能指導研究生。

在中國,很多學校高水平的研究團隊比較匱乏。相比之下,我參與了新成立的上海科技大學招募科學家的工作,見證了整個團隊的建設。我們力圖尋找最出色的科研人員。

對中國而言,現在最緊要的是建立基於質量的科研評估系統。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推行真正意義上的同行評審方面,很多科研機構還處在非常初級的階段。目前論文發表的數量佔比很重。國外科學家同行評議後,論文被國際期刊接受發表被認為至關重要。由於中國國內有效的評估體系乏善可陳,在高影響力期刊上發表論文被賦予了重要的意義。另一個問題是,中國科研總體來説生產率很高,質量卻參差不齊。論文發表數量不斷增加,引用記錄卻較為遜色。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是由國際科學界專家對科研人員進行嚴格評審。

中國需要做的是敞開大門,藉助國際科學界同仁的幫助,仔細審視自己的科研體系。許多科研人員希望有更為國際化的開放模式,但目前許多中國的科研管理者在使用英語方面仍有障礙,而大多數世界頂級科學期刊的語言是仍是英語。其次,有才能的學生可以有機會到國外進修,並且學成之後考慮招募他們回國擔任科研職位。而最難的一點,即勇於承擔風險,為少數真正有希望做出有突破性創新的人提供慷慨的支持。由於真正創新的工作很不容易找到人評估,他們通常沒有驚人的引用量,也很難被髮表在高端學術期刊上。因此,科研管理者需要投入足夠的時間和精力,與科研一線人員保持溝通,瞭解高質量科研的含義。記住這一點,科學教育在中國就可以期待一個光明的未來。(庫爾特·維特里希 本文由施普林格·自然集團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