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澳大利亞被反華逆流再度推到十字路口

澳被反華逆流再度推到十字路口

雪 珥

本週一剛宣佈的墨爾本港鉅額收購案，被普遍當作澳大利亞試圖緩和對華關係的姿態，但依然無法排解華資對澳的擔憂。這種擔憂近期急劇升高，原因在於澳部分主流媒體與一些持右翼激進立場的政客相呼應，突然掀起反華逆流。

上月，澳政府在最後一刻否決中國國家電網和長江基建對“澳大利亞電網”的投資申請，其理由是語焉不詳的“國家安全”，兩家公司前期投入化為烏有。實際上，這兩家華資企業此前已經成功投資澳其它電網，且那些電網的覆蓋區域內有着更為密集的軍事設施。

聯邦反對黨工黨因此質疑政府政策的連貫性，並指責執政黨將政策作為“討價還價”的政治工具，以博取右翼勢力的歡心，改善執政黨在參議院的處境。工黨領袖肖頓指責政府應在更早階段確定哪些項目涉及敏感的國家安全。澳前外長、新南威爾士州任期最長的前州長鮑勃·卡爾認為政府這種做法是“經濟民粹主義”。

“國家安全”當然是衡量外資的重要因素，但對於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來説，這隻能是前置審批，且應事先提供清晰的投資指引、尤其是禁入清單。如此突然“斷電”，無疑將極大損害澳大利亞的國際信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G20峯會與澳總理特恩布爾會見時，專門提出“希望澳方繼續致力於為外資提供公平、透明、可預期的政策環境，這也符合澳方自身利益”。

“斷電”事件後，部分澳媒針對華人和中國的抹黑行動升級，包括華人政治捐款、華人的國家忠誠等，都受到無端攻擊。玉湖集團、華為集團等在澳華資巨頭也被頻繁“點名”，扣上了中國“影響力特工”的大帽。此種“莫須有”指控之荒誕，連主流社會的學者也看不下去，公開發文以充足證據痛斥抹黑者才是美國的“影響力特工”。

這場反華逆流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波及面之廣、部分澳媒配合度之默契屬近十年來罕見。上週美國駐澳大使約翰·貝利甚至公開向澳施壓，要求澳修改相應法律、阻遏“中國軟實力”的發展。這種超越外交規矩、直接干預澳內政的任性做法，不僅令澳朝野尷尬，也顯露出這場反華逆流的幕後端倪。加之近期一些右翼政客推動廢止《反種族歧視法》的相關條款，高調發布“特朗普式”的針對外來移民的攻擊，當代澳大利亞立國的基本原則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凡此種種，暴露出澳大利亞投資環境的一大風險：本該穩定的外資政策，卻極易受到政治干預、甚至他國的政治干預而出現搖擺。

墨爾本港收購案的成功，並不能從根本上緩解華資的擔憂：墨爾本港收購方是一家股權分散的國際財團，中資佔股僅為20%，因此該案難以體現澳對中資的真正態度;而墨爾本所在的維多利亞州由工黨執政，澳聯邦政府則由自由黨執政，背後糾纏着複雜的“央地”博弈及政黨政治博弈，同樣難以體現澳政府的政策透明度及可預期性。

如何應對升高的澳式投資風險，對於作為“外資”的中資、以及作為“內資”的澳本土華資，都是新的考驗。

作為“外資”的中資，應當更為細緻地做好投資前的風險分析，尤其是細化和落實針對澳洲特色政治風險的補償救濟措施，將其作為考察、談判尤其是應標的重點之一;中國的相關機構應及時分析併發布相應的投資風險提示，並在雙邊條約等框架內持續推進風險救濟的完善。

作為“內資”的澳本土華資，應進一步加強作為公民及納税人的維權意識，針對侵害、尤其是以種族理由侵害自身合法權益的行為，予以堅決的還擊，以捍衞澳洲的基本價值觀;澳華社區也應該整合法律資源，通過行業協會、社團組織、民意代表等途徑，加強對這種風險的預防、應對及善後能力。

同時，所有華資也應看到，這股反華逆流僅僅是某國“影響力特工”的極端炒作案例，並非澳媒體和政府的主流，更非澳民意的主流，大可不必因此而對澳喪失信心。畢竟，澳中兩國無論在經濟領域，還是地區安全方面，都有着廣泛的共同利益。

霍克和基廷兩位前總理在1980-1990年代大力推動澳大利亞的改革，面向中國、面向亞洲，因此令澳洲得以共享亞洲發展、尤其是中國改革的巨大紅利。如今澳洲似乎又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當務之急在於如何防止白澳主義回潮及麥卡錫主義滋生，在經濟領域“去政治化”，迴歸法治、迴歸理性、迴歸常識，方能實現澳自身國家利益最大化。▲(作者是澳大利亞華裔學者、盤古智庫學術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