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專家：可叫澳大利亞“紙貓” 但它有其苦衷

可叫澳大利亞“紙貓”，但它有其苦衷

【澳】 馬必勝(Mark Beeson)

每個國家都能選擇與誰交友，與誰為敵，但它們不能選擇自己的地理位置。澳大利亞幸運地佔據一個世界上最具戰略優勢的位置。即便如此，澳大利亞一代又一代的決策者們還是忍不住擔心亞洲，尤其是他們北面的鄰居：一度擔心日本崛起，現在又擔心中國崛起。這種擔心無論是否合理，都是中國人需要認清和適應的一個潛在現實。

澳大利亞最重要的關係一向與更強大和人口更多的國家建立。澳大利亞最重要的夥伴一度是“祖國”英國。二戰時，日本入侵的現實威脅使得美國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時間裏，成為澳大利亞最重要、最親密的夥伴。

但和中國一樣，澳大利亞人在外交和國內政策上沒有統一意見。相反，一些公眾人物，包括澳大利亞已故前總理馬爾科姆· 弗雷澤就敦促制定更加獨立的政策，擺脱美國的影響。然而坦率説，這一建議暫時缺乏實施條件，連被認真考慮都有難度，因為不少澳大利亞人確實擔心——澳大利亞未來繫於亞洲，而中國崛起對亞洲的影響存在不確定性。以南海問題為例，無論中國對南海大部分區域提出主權要求是對是錯，澳大利亞人真切關心的是——中國南海政策對航行自由及東亞地區法律規則的影響。和中國一樣，澳大利亞也是個對自己漫長且暴露無遺的貿易航線憂心忡忡的國家。

圍繞着這個問題產生了太多責難和虛偽，但短期內，澳大利亞不太可能改變自己的立場。從澳大利亞這樣一個小“中等強國”的視角來看——如果願意也可以叫它“紙貓”——任何大國都是一個潛在的擔憂根源。這些較弱國家的最大希望就是，用一些規章制度來約束它們強大的對手。從這個角度看南海問題，澳大利亞人要承認，儘管並未遵守南海仲裁結果，但中國至少簽署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而美國迄今連該國際協議也沒批准。

儘管澳中政治體系、經濟結構和戰略前景迥異，但在長期關係前景上還是有理由樂觀的。畢竟兩國都需要彼此，尤其加強經濟聯繫會讓雙方都大為受益。

事實證明，即便一些天然就不可能成為夥伴的國家，也能在相互需要的基礎上建立更密切和友好的關係。比如日本——澳大利亞以前的死對頭和二戰時的敵人。澳大利亞前首相托尼·阿博特曾語驚四座、也可能欠缺考慮地稱日本是“澳大利亞在亞洲最好的朋友”。在日本經濟邁上巔峯的20世紀80年代，澳大利亞人也對日本在本國的投資及其可能對房地產市場產生的影響，有跟現在對中國一樣的擔心。但最終，緊密的貿易關係戰勝了戰略上的擔憂。

或許由於日本也是美國的盟友，澳大利亞對日本投資所產生的戰略後果擔心較少。相較之下，中國投資帶來的挑戰全然不同，澳大利亞迄今尚未很好應對。

其中一個問題由澳大利亞過時的聯邦制引起，這種制度在招商引資議題上給予州政府過多的影響力。當中國嵐橋集團獲得澳北部主要港口達爾文港99年的租賃權時，美國和相當一部分澳大利亞人大為惱火，因為達爾文港事實上也是美軍基地。

儘管從澳大利亞人的角度看，中國一些大型國企的實際運作方式及其與中國政府之間的關係不符合西方對企業獨立性和透明度的要求，但在澳大利亞政府明確解釋清楚何謂“可接受的投資標準”之前，來自中國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外來投資者為所受待遇感到沮喪或覺得被歧視都是可以理解的。

澳大利亞政治精英需要釐清的另一件事是如何面對國外政治獻金。民主有很多優點，但它聲名狼藉的一點是可以用錢購買影響力。在澳大利亞和美國等地，各種各樣的遊説軍團都正為影響政策制定，在權力走廊外徘徊。我們不能單單指責有錢的中國人加入這種遊戲。最近澳大利亞幾起涉及影響力購買的醜聞之所以這麼引人關注，可能大部分是因為中國資金捲入其中，而不是對民主程序形成的威脅。來自中國的利益相關方對此憤憤不平，認為這是雙重標準，確實在理。

隨着中澳關係的加強和深化，分歧會更突出，問題也會湧現，這不可避免。澳美關係的不同之處在於，兩國有長期的戰略聯盟，熟悉彼此的處事方式，深知對方在期待什麼。這種親密關係不一定總對澳大利亞有好處，從澳大利亞最近參與美國領導、發動的一些軍事行動就能得知。但的確，兩國關係中有一種制度和社會層面的穩定性，讓它比其他大多數關係都持久。

長遠看，中國和澳大利亞也很可能建立這樣的關係。原因在於，中國在區內的經濟和戰略重要性料將繼續增加，澳大利亞不斷擴大的華裔族羣正在顯著改變其人口結構。

所有持久的夥伴關係都有賴於良好的溝通，瞭解夥伴的期望和恐懼很有必要。儘管在外界看來，澳大利亞的環境可謂得天獨厚，但它的憂慮和恐懼卻出人意料地多，但咒罵澳大利亞並不能把這些憂慮和恐懼趕走。同時，一個更加獨立的澳大利亞會基於現實處理雙邊關係，而非根據過往的恐懼或喜好。畢竟，成功的夥伴關係需要雙方共同努力。▲(作者是西澳大利亞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系教授，該系博士候選人許少民對此文亦有貢獻。譯者為徐珍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