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不宜對經濟政策下道德判斷

日前，林毅夫和張維迎兩位教授由產業政策問題展開一系列爭論。第一回合，張維迎主張取消一切產業政策，認為“新技術和創新不可預測，新產業也無法預測”。針對張維迎的觀點，林毅夫發文稱“不能因為怕產業政策失敗而凡產業政策都一概反對”，產業政策集中有限資源，優先幫助對經濟持續發展做出最大貢獻的產業，有助企業家解決自身難於克服的外部性問題。林毅夫還認為：產業政策引導企業家按照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這必須有一個能夠很好反映要素稀缺性的市場;若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能聯合起來，經濟效益更好。

兩位教授第二回合的較量更為深入。張認為林的觀點至少有四個“錯誤”：不能只看到後發國家依託產業政策而實現“成長奇蹟”，而應探究為何此前經濟一直髮展不起來;市場是最有效發揮比較優勢的制度，發揮比較優勢與強調政府作用是矛盾的;技術創新和進步的來源是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而非產業政策;政府為推行趕超戰略，只會扭曲體制，企業家精神遭到打壓。林的針對性表態則內容恰好相反。

可見，林張關於政策工具性問題的爭論不是政策效益的高低爭論，而是政策工具應否存在的哲學方法論之爭。改革開放後，我們把一些制度問題，比如“姓公姓私”“姓社姓資”等問題裝在“不爭論”的瓶子裏。這一方面幫改革掃除了不少障礙，但也讓形而上學的問題以“量子纏繞”的方式糾纏着我們。是時候釐清思路了。

第一，“取消一切產業政策”不符合直覺和常識。有了羅盤，人們在大漠中行軍才更有方向感，產業政策也是如此。公共部門團隊基於信息、經驗和知識，對某些行業未來發展做出某種預測，只要其認知符合實際，往往能帶來比無“五年規劃”經濟體更好的實績。產業政策具有羅盤作用，已成國際共識。

第二，政府和企業的差異不是誰更有效率，而是一個生產“看得見的”公共品，另一個生產“看不見的”私人品，關鍵在於如何達到最優配置。目前看，林毅夫教授站在更為接近真理的一邊。張維迎“取消一切產業政策”的口號，如果擴展到所有行業，必然會得出“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壞的”結論。再往下推導，結論會是“政府越小越好，市場越大越高效”，這與市場原教旨主義有何區別？事實上，矯正市場失靈的三個途徑都來源於公共品的提供。

有人還會説：強政府往往伴隨低效率的經濟體，弱政府往往都在管理高效率的經濟體。然而，恰恰美國是個強政府，博茨瓦納是個弱政府，兩者經濟的強弱和預測正好顛倒過來。可見，公共部門是生產公共品的基建施工團隊，基礎不牢則地動山搖。

第三，在討論社會經濟現象時，基礎方法論上的觀點常常涉及態度偏好，切忌不能將價值判斷和實踐混在一起。日常生活中，我們常發現兩種極端的結論都會有理論支持。比如，不能因為企業家能提供更好的競爭性產品，就否定政府官員不在努力生產非競爭性產品，這是一種輕率的道德判斷。更不能將企業家和政府官員對立起來，認為企業家更聰明。哈耶克及其理論的遭遇就是典型例子，當社會不需要哈耶克的觀點時，人們對其棄如敝屣。上世紀80年代需要哈耶克的觀點時，人們對其趨之若鶩。原因在於，哈耶克“自由市場最有效”的觀點本身就是個極具價值性的判斷。

我國經濟正處在中等收入階段，極端化的觀點表達容易引發人們思想過度發散，甚至有可能改變一個經濟體所需的正常“共識系統”。生活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應當有所警覺。(作者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環境資源與發展經濟學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