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亞非:中國在G20及全球治理進程中的貢獻與展望
9月23日,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第22期重陽論壇在京舉辦。本期論壇人大重陽特別邀請到了第一任中國G20事務協調人,原外交部副部長、原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何亞非,以“中國、G20和全球治理”為主題,將中國在G20全球治理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及峯會成果進行系統性梳理,闡述“中國方案”對世界經濟中長期增長的重要意義,尤其是中國經驗、中國智慧、中國能力對G20機制長遠的積極的正面信號。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理事吳曉球,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處副處長牟鋒等出席該論壇。何亞非發言如下:
非常感謝吳曉球副校長和王文院長,很高興能夠成為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的一員,感謝人大和重陽對我的信任和厚愛。今天王文院長讓我做個講座,講講G20和全球治理以及中國跟G20的關係,中國發揮了什麼作用。這次峯會大家看到很多,我想從兩個方面,從兩個歷史節點來看中國參與G20跟參與全球治理所發揮的作用。
這兩個節點一個是2008年,一個是2016年,這兩個節點是G20歷史上兩個重要的轉折點,對G20,對全球治理來説是兩個轉折點,對中國來説也是中國與世界關係發生歷史性變化的兩個轉折點,從兩個角度來看。
因為都是我自己親歷,特別是前一個轉折點是我自己親歷,剛才院長跟校長都講了,我是G20中國首任的協調人,我是親身經歷,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講一講,來闡釋一下這兩個轉折點對中國的意義。
2008年發生了全球金融危機,這個對世界經濟的衝擊非常大,它給世界帶來的就是讓人們看到了金融如果不加以管理,資本不加以管理,不加以限制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過去我們在國際上處理經濟問題或者經濟治理模式,原來都是美國和西方的,我們叫經濟新自由主義,叫New Liberalism。2008年這個New Liberalism被證明不行了,這套方式,這套理論不行,各國都在尋找一個新的能夠指導我們國際經濟,世界經濟的一個理論和發展方式。
在這麼一個歷史階段大家都非常困惑,而且擔心世界經濟會崩潰。這麼個歷史關口,大國,特別是主要經濟體,包括中國,美國,歐洲國家和中國開始琢磨一個事情,我們應該如何來合作應對如此重大的世界金融危機?來解決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
那麼這個我們要回顧歷史,在2008年之前世界經濟有問題,金融有問題,美元匯率出現波動,主要經濟體之間匯率不協調,經濟出問題,誰解決?七國集團,G7,G7在全球治理中發揮主導作用,這是西方治理,全球治理中的一個階段,這是一個歷史階段。
因為西方主要經濟體,主要發達國家佔全球經濟總量的比例也大,全球經濟主要指導思想也是西方出的,經濟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碰到問題發展中國家基本上沒有發言權。當然,也不能説2008年以前發展中國家一點聲音都沒有,我們如果回顧一下歷史,2003年開始有了點變化,為什麼説2003年?2003年是法國擔任G7的主席國,G8也可以,因為把俄羅斯當時也吸收進來了。
但這個G7跟G8處理經濟問題的時候俄羅斯基本上沒有發言權,我們説G8其實還是G7,2003年法國作為主席國它出了一個什麼主意?也算一大進步,他提議,請五個發展中大國在G7開峯會的時候一起來進行對話。
當時就請了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的五個國家領導人,當年是在法國的一個小鎮埃維昂,就是我們喝的那個依雲水這個鎮裏邊開峯會,現在你去看還有個峯會的遺址在那,當時是中國國家元首,時任主席胡錦濤去的。
這是第一次開始有了一個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的對話,還沒有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共同治理,還沒有出現這個階段,隨後幾年都是這個模式。後來人們講是G8+5,這個模式一直延續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
那麼金融危機爆發以後有些國家還是希望能不能用8+5?乾脆不説8+5,13國或14國,法國就有這樣一個想法,歐洲國家有這個想法。但是,這幾年的實踐中證明“8+5”是一個不平等的對話機制,為什麼説它不平等?你是一個加出來的部分,它是在八國集團或七國集團開峯會的時候有一個時間段給你對話,你來吃個早飯,吃箇中飯,是這麼一個對話,實際上是個情況通報性質的,你發表意見,你講五六分鐘,七八分鐘,每個國家也就OK了。
實際上發展中國家心裏是不高興的,我們心裏也不高興,這不平等,你沒有真正和我來討論問題,到了2008年幾個大國在討論究竟用什麼樣的平台應對金融危機的時候,大家自然而然就説你這個“8+5”當然不行,七國集團更不行,大家就想到了“G20”。
G20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是1999年成立的,它是亞洲金融危機以後成立的一個財經渠道的對話機制,財政部長加上央行行長,十幾個國家加上歐盟,20了,大家一起每年有對話,是個論壇,到現在我們再回頭看這個論壇,它就是個論壇。當然,它的好處1999年的時候,考慮説需要一個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能夠相對平衡的對話機制。G20的組成發達國家跟其它的國家是相對平衡的。
當時2008年時我為什麼説歷史出現了轉折,選擇了G20,就把G20推到了歷史舞台的中央,也就是把中國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2008年的轉折對G20,對全球治理來説,是一個從“西方治理”到“東西方共同治理”,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共同來治理這個世界,特別是“經濟”方面,進入這麼一個歷史新階段。
對中國來説,過去中國就是一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聯合國體系是一個很重要的成員,在政治、安全上都沒有問題,在“經濟”這個部分還是比較弱的。
G20起來以後作為應對金融危機最重要的一個機制,中國又是其中的核心成員,中國在“經濟”方面,特別是對全球經濟治理方面就進入了一個決策的核心圈,對中國來説也是個轉折點。這是我講的第一個轉折點的意義,我們要歷史地看問題。
G20當時啓用以後很快就面臨一個重大的難題,金融危機席捲全球,金融危機當時來的非常迅猛,擋都擋不住,我們第一次峯會是在2008年11月中旬在華盛頓,美國首都開的,當時奧巴馬已經選出來了,小布什還在台上,美國也是處於新老總統要交替的階段,還是小布什主持的。
第一次峯會主要經濟體就下定決心説我們要共同應對金融危機,要加強金融監管,要防止全球金融體系的崩潰,特別是美國要注意。而且那時候峯會很密集,2008年11月開的,2009年4月初在倫敦第二輪峯會又開了,第三輪峯會到2009年秋天,在美國匹斯堡又開了,三個峯會一個接一個,就是為了應對金融危機,要提升市場的信心。大家沒有信心了,世界各國對這個體系沒有信心了,都處於恐慌的狀態。
我舉個例子,當時就出現了不少國家要破產,國家要破產的地步,過去都沒有聽説國家要破產,國家能破產嗎?能破產,它債務負擔很重,貨幣大幅度地貶值,它撐不下去了,阿根廷出現過這樣的情況,這是個別案例。
在當時2008年,2009年出的時候,這時可能出現一批國家要破產,國際社會怎麼辦?特別是G20 2008年第一次峯會以後大家覺得這個機制很好,領導人開會,我們以後就是領導人開會了,所以定了一個“峯會”機制,對它寄予很大的希望。
大家面臨一個國家有破產的情況G20要應對,那麼G20大家開會的時候就想這個事情怎麼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從理論上講它是國際金融出現問題的時候,收支不平衡出現危機時,要國際貨幣基金作為最後的貸款人,就像我們的央行,一個國家發揮作用一樣,它是最後的貸款人,起這個作用的。
國際貨幣基金也沒有碰到過這麼大的危機,它的資金是不足的,首先就碰到了你的手頭資金不夠。我記得當時大概還有3000多億美元,它的救助盤子3000多億美元,我們是在第二屆峯會,倫敦峯會的時候英國作為主席就碰到了這個難題,我怎麼能夠還是依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但是我們要支持它,讓它來應對金融危機,避免這些國家的破產。
中國在G20 2008年應對金融危機的時候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它的體現就在於中國作為一個發展的大國,很快要成為第二大經濟體,我們的影響力還是比較大的,中國在其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世界經濟出現問題時中國是不是處於一箇中心的位置,是不是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對國際社會非常重要,中國也是第一次體會到了歷史給予中國這麼大的責任,我是有親身感受的。大家都把目光放在你身上,就看看中國怎麼辦,美國説我也沒錢了,我金融快垮台了,歐洲國家都是債務很重,都説手頭很緊,沒有辦法。
中國的外匯儲備又比較多,受金融危機的衝擊相對好一些,有些影響是後邊出來的,都期望中國能夠起中流砥柱的作用,你能夠發揮作用,最直接的體現就是你能夠出資幫助國際貨幣基金,擴大它的救助基金的盤子。
第二次峯會英國就説要再增加5000億美元,那增加5000億美元就找中國,當時是布朗首相,反覆找中國領導人,下面也天天派代表團到中國來磋商,正式懇請我們中國能夠出面把這面旗子扛起來,中國來參與救助了。我覺得從中央政府來説當時還是下了很大決心的,面對這麼大的危機中國發揮了什麼作用?
中國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大國,要不要出面來深入地參與這件事情?這也是需要我們有一個思想過程。中國過去參與並不是很深,而且不是發揮主要作用。現在事情的成敗就可能取決於中國的作用,你處於這麼一個關鍵的作用的時候,我覺得中國還是有全球主義的胸懷。
最終,我們還是認識到這個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是這麼一種非常緊密的相依存的關係,到頭來也會救我們自己,從中國的利益出發,從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出發都應該這麼做。
最後中國方面宣佈,在峯會前就跟英國人説了,因為英國是主辦國,我們願意承擔不多於10%,5000億美元我可以承諾500億,不要超過500億就行,中國還是出了大力,10%。世界經濟裏面我們當時還不到10%的經濟總量,佔全球經濟總量接近10%,我們現在的經濟總量佔全球經濟總量的12%到13%。
中國人這個歷史擔當還是有的,第一次G20面對這麼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髮揮作用的時候,中國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這是一個歷史轉折點,對G20來説是,對中國也是。
又走過八年,從西方治理到東西方共同治理,在全球這麼格局變化過程中又走過了八年,G20經歷了很多,因為2016年是第11次峯會,後來又開了7次,加起來一共10次峯會,這個世界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G20的命運是跟整個國際局勢的變化緊密聯繫在一起。
我們如果把鏡頭拉近到2016年,世界是一個什麼模樣,中國又是面臨什麼樣的機遇和挑戰?我們來分析一下。經過這八年有幾個背景、特點我們需要關注。
第一,世界經濟自金融危機以來一直沒有大的復甦,世界經濟長期低迷,過去有經濟學家説一個大的經濟危機以後,金融危機以後一般需要五年,最多七年這個經濟就恢復了,我們現在到了八年,過了八年,經濟還是在非常緩慢的復甦,個別國家好一點,大部分國家還是遭遇到困難,這是一個特點。大家依然困惑,迷惑,為什麼世界經濟還是起不來。
第二,全球化在迅速發展的過程中也積累了不少負面因素,這些負面因素催生了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思潮,它的代表是民粹主義,民粹主義只是一種表現方式,為什麼有逆全球化出現?因為全球化過程中間對西方主要經濟體的藍領階層,工人階級,對他們的衝擊是比較大的。因為你產業結構的調整,全球價值鏈、產業鏈的調整,中低端的產業都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現在連中國有些產業都要轉移出去,這是一個經濟發展的規律。
另外,隨着技術革命的不斷發展,真正需要這些中端技術的行業就業機會也越來越少,總體經濟是發展了,歷史在進步,但這部分人確實對他們來説就業機會減少,收入也減少,財富也縮水,大家對全球化有意見。表現為美國大選現在比較奇特的現象,最近快要揭開謎底了,到底11月份會選出誰來。
現在美國大選反映的情況,就是在美國基層選民多數的這些藍領階層,對精英不滿,對你代表政府,代表統治社會的精英非常不滿,覺得沒有能夠保護他們的利益。英國脱離歐盟的公投是同樣的情況,英國還有一個“移民”問題,這個移民問題也是全球化裏面的一個很重要的要素,全球化你人員自由流動,這是一種資源,資源只有流動,對英國的衝擊也很大,對英國的藍領,包括部分白領都衝擊很大。
它就歸罪於歐盟,説英國不能聽命於歐盟,乾脆退出來。那英國又缺乏有戰略眼光的領導人,就交給老百姓了,所謂把這些決策權交給老百姓,老百姓還是比較情緒化的,他沒想到就脱歐了。下一步怎麼走,我們現在還要看他們談判怎麼談,這説明了反全球化力量的博弈在加劇。
這幾年來,特別是最近幾年,地緣政治的干擾在增加,地緣政治的干擾是大國關係的緊張,我們看全球幾個重要的地區,中東,美俄一直在博弈,敍利亞,最近敍利亞誰空襲誰,都已經糾纏不清了,它表現的是大國的博弈,歐洲是烏克蘭問題,也是美俄,也體現了俄羅斯跟歐洲國家的關係,南海、中美,大國的關係趨於緊張,地緣政治的干擾在增加。
中美關係這個關係越來越複雜,這些我們內部可以講,2008年、2009年的時候,美國為什麼會支持中國這些發展中國家有更大的發言權,支持用G20來替代8+5,甚至內部討論是不是今後就不要G7了,七國都不要了,美國都有這樣的想法,為什麼?當時是這樣的想法,後來美國的這種熱情在減退,對中國的疑慮在加深,都是有關係的。
大國合作這種意願的減少這對我們是個挑戰,這樣的情況下經濟長期不好,逆全球化思潮在泛濫,大國關係緊張在上升,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G20下一步怎麼辦,能不能繼續發揮全球治理首要平台這麼一個重要作用?這個歷史的責任又落在中國身上。
2014年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開峯會的時候,就決定中國2016年要當主席,2015年中國進入了三駕馬車,G20有這個機制,三個,我們叫三駕馬車,2015年中國開始進入了這個三駕馬車。G20它是一個論壇,它沒有一個常設的秘書處,它靠什麼來推動它的工作?它是靠主席國,誰接任主席了,你就出面來協調,你來設置議題討論,來設這些議題。它是這麼一個一個峯會往下走,這個有一定的侷限性,三駕馬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領導力不足的現象。
中國從2015年開始進入三駕馬車以後,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在中國身上,大家又來看中國了,這次看中國我覺得跟2008年時有很大的區別,這次看中國我覺得它有兩個重要的期待。
一個是期待中國經濟能夠繼續往前走,起碼中高速發展,新常態下中高速發展,因為中國經濟能夠保持中高速增長,對世界經濟的帶動力是很大的。我們現在每年給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要在30%左右,當然要看怎麼算,是PPP算還是現行匯率算,不一樣。但不管怎麼樣中國的這個貢獻率很大,按國際貨幣基金的預測今年是3.1,中國起碼有一個百分點,世界經濟增長一個百分點是中國經濟的貢獻。第一個期待是中國經濟能夠繼續穩定地往前發展,中國的經濟轉型能夠成功。
第二個也許是更加重要的,期待中國能夠給G20,給全球治理提供新的思想,具體的方案怎麼辦。大家沒轍了,沒什麼想法,請中國來提供思想,提供方案的,這又是一個轉折。2008年的時候是中國你能出錢,你能出力就可以了,現在是需要中國發揮“引領作用”,這個“引領作用”實際上是思想上的引領作用。
我們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在這次G20中,重點做的課題是發展議程,這就是個這次中國發揮引領作用很重要的方面,這個發展問題。大家知道世界經濟增長靠什麼?靠發展,經濟可持續發展靠什麼?靠世界各國的全面發展。你這個發展幾個主要經濟體發展不算發展,光是發達國家繼續發展也不算發展,我們研究亞非問題,只要廣大發展中國家不發展起來,這個世界經濟永遠不可能平衡。你不可能有可持續發展,一部分人富,一部分人窮,這個現象是個最大的問題。
我們在聯合國體系裏面一直主張要重視發展問題,G20成為峯會機制以後,我記得我們當時參與時中國就提出來要把“發展問題”列在議程上,你要考慮經濟出了問題,究竟問題在什麼地方?除了你金融監管出問題以外,你的指導思想就是有問題。世界經濟的發展你沒有發展中國家這一塊是不行的,中國一直在推動,這次終於讓世界各國能夠看到,特別是主要經濟體能夠看到這個“發展”問題的重要性。
重陽在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具體的數字,數據來支撐中國的説法。這個過去我們還做不到,我們過去只是從政治上呼籲,我們中國是代表發展中國家,我要不斷地替發展中國家伸張正義,更多的是從這個角度,還沒有理論上的支撐,現在我們要用理論上的支撐,這是發展問題。
經濟增長靠什麼?要創新,中國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出來了五大發展理念,“創新”、“平衡”、“綠色”、“開放”、“共享”,“創新”放在第一位,這個不僅僅是對中國經濟來講如此,對世界經濟也是如此,這是中國推動G20杭州峯會通過了創新增長的規劃,創新我們放進去了。
全球治理怎麼辦?G20下一步怎麼辦,一直以來我們在説要把G20從應對金融危機的應對機制,從消防隊要變成一個經濟指導委員會,你變成一個長期經濟治理的機制。用總書記的話來説,從過去側重短期政策轉向中長期政策,更多考慮制度問題,這次中國也發揮了引領作用,提出了很多想法。
有金融體系的改革,怎麼樣發揮SDR的作用,有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怎麼樣來進一步促進全球貿易,自由貿易,自由投資,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這個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一開始我們就講,而且每次都列在峯會領導人的宣言中間,都沒有執行。我看這次在中國的推動下大家覺得這次應該採取點行動,不能光空談了,不能變成清談館了。
今年2016年我不用多講,因為大家看到了,我們重陽做了很多研究,也是T20的領頭羊,中國這次發揮的作用是從思想上,從方案上起到領導作用的。中國在全球治理中從一個“參與者”、“建設者”到“領跑者”“引領者”,這麼一個地位的轉變,但這個轉變還在發展過程中,我們還要繼續推動,繼續努力。
回到全球治理這個話題,中央從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特別重視全球治理,而且這四個字“全球治理”也是這幾年慢慢地映入老百姓的腦海,過去不太知道什麼叫全球治理,你們在談什麼問題?現在開始知道了,因為這個是中國作為一個全球性大國,發展中大國,社會主義的一個大國,我們要在歷史上,歷史的發展進程中,要對中國從大國向強國邁進的歷史階段需要發揮重要的重要力量,你不僅要參與,你要真正地發揮核心領導作用。
這個世界是一個地球村,這個世界不是中國自己可以獨立發展,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立發展,只有走共同發展的道路才是一條光明的大道,全球治理你不想參與也不行,因為這關係到中國自身的發展,關係到中國跟世界關係的變化,我們已經處在這麼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它有一些描述,這些描述非常精闢,確實,我們是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對中國是一個考驗。中國我們完全有信心,也有能力來擔當這個歷史重任。
我今天就介紹一些情況,開一個頭,有什麼問題我們還可以討論,時間關係,我就講這些。
(據第二十二期重陽論壇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