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亞非：中國在G20及全球治理進程中的貢獻與展望
9月23日，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第22期重陽論壇在京舉辦。本期論壇人大重陽特別邀請到了第一任中國G20事務協調人，原外交部副部長、原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何亞非，以“中國、G20和全球治理”為主題，將中國在G20全球治理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及峯會成果進行系統性梳理，闡述“中國方案”對世界經濟中長期增長的重要意義，尤其是中國經驗、中國智慧、中國能力對G20機制長遠的積極的正面信號。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理事吳曉球，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處副處長牟鋒等出席該論壇。何亞非發言如下：
非常感謝吳曉球副校長和王文院長，很高興能夠成為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的一員，感謝人大和重陽對我的信任和厚愛。今天王文院長讓我做個講座，講講G20和全球治理以及中國跟G20的關係，中國發揮了什麼作用。這次峯會大家看到很多，我想從兩個方面，從兩個歷史節點來看中國參與G20跟參與全球治理所發揮的作用。
這兩個節點一個是2008年，一個是2016年，這兩個節點是G20歷史上兩個重要的轉折點，對G20，對全球治理來説是兩個轉折點，對中國來説也是中國與世界關係發生歷史性變化的兩個轉折點，從兩個角度來看。
因為都是我自己親歷，特別是前一個轉折點是我自己親歷，剛才院長跟校長都講了，我是G20中國首任的協調人，我是親身經歷，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講一講，來闡釋一下這兩個轉折點對中國的意義。
2008年發生了全球金融危機，這個對世界經濟的衝擊非常大，它給世界帶來的就是讓人們看到了金融如果不加以管理，資本不加以管理，不加以限制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過去我們在國際上處理經濟問題或者經濟治理模式，原來都是美國和西方的，我們叫經濟新自由主義，叫New Liberalism。2008年這個New Liberalism被證明不行了，這套方式，這套理論不行，各國都在尋找一個新的能夠指導我們國際經濟，世界經濟的一個理論和發展方式。
在這麼一個歷史階段大家都非常困惑，而且擔心世界經濟會崩潰。這麼個歷史關口，大國，特別是主要經濟體，包括中國，美國，歐洲國家和中國開始琢磨一個事情，我們應該如何來合作應對如此重大的世界金融危機？來解決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
那麼這個我們要回顧歷史，在2008年之前世界經濟有問題，金融有問題，美元匯率出現波動，主要經濟體之間匯率不協調，經濟出問題，誰解決？七國集團，G7，G7在全球治理中發揮主導作用，這是西方治理，全球治理中的一個階段，這是一個歷史階段。
因為西方主要經濟體，主要發達國家佔全球經濟總量的比例也大，全球經濟主要指導思想也是西方出的，經濟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碰到問題發展中國家基本上沒有發言權。當然，也不能説2008年以前發展中國家一點聲音都沒有，我們如果回顧一下歷史，2003年開始有了點變化，為什麼説2003年？2003年是法國擔任G7的主席國，G8也可以，因為把俄羅斯當時也吸收進來了。
但這個G7跟G8處理經濟問題的時候俄羅斯基本上沒有發言權，我們説G8其實還是G7，2003年法國作為主席國它出了一個什麼主意？也算一大進步，他提議，請五個發展中大國在G7開峯會的時候一起來進行對話。
當時就請了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的五個國家領導人，當年是在法國的一個小鎮埃維昂，就是我們喝的那個依雲水這個鎮裏邊開峯會，現在你去看還有個峯會的遺址在那，當時是中國國家元首，時任主席胡錦濤去的。
這是第一次開始有了一個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的對話，還沒有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共同治理，還沒有出現這個階段，隨後幾年都是這個模式。後來人們講是G8+5，這個模式一直延續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
那麼金融危機爆發以後有些國家還是希望能不能用8+5？乾脆不説8+5，13國或14國，法國就有這樣一個想法，歐洲國家有這個想法。但是，這幾年的實踐中證明“8+5”是一個不平等的對話機制，為什麼説它不平等？你是一個加出來的部分，它是在八國集團或七國集團開峯會的時候有一個時間段給你對話，你來吃個早飯，吃箇中飯，是這麼一個對話，實際上是個情況通報性質的，你發表意見，你講五六分鐘，七八分鐘，每個國家也就OK了。
實際上發展中國家心裏是不高興的，我們心裏也不高興，這不平等，你沒有真正和我來討論問題，到了2008年幾個大國在討論究竟用什麼樣的平台應對金融危機的時候，大家自然而然就説你這個“8+5”當然不行，七國集團更不行，大家就想到了“G20”。
G20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是1999年成立的，它是亞洲金融危機以後成立的一個財經渠道的對話機制，財政部長加上央行行長，十幾個國家加上歐盟，20了，大家一起每年有對話，是個論壇，到現在我們再回頭看這個論壇，它就是個論壇。當然，它的好處1999年的時候，考慮説需要一個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能夠相對平衡的對話機制。G20的組成發達國家跟其它的國家是相對平衡的。
當時2008年時我為什麼説歷史出現了轉折，選擇了G20，就把G20推到了歷史舞台的中央，也就是把中國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2008年的轉折對G20，對全球治理來説，是一個從“西方治理”到“東西方共同治理”，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共同來治理這個世界，特別是“經濟”方面，進入這麼一個歷史新階段。
對中國來説，過去中國就是一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聯合國體系是一個很重要的成員，在政治、安全上都沒有問題，在“經濟”這個部分還是比較弱的。
G20起來以後作為應對金融危機最重要的一個機制，中國又是其中的核心成員，中國在“經濟”方面，特別是對全球經濟治理方面就進入了一個決策的核心圈，對中國來説也是個轉折點。這是我講的第一個轉折點的意義，我們要歷史地看問題。
G20當時啓用以後很快就面臨一個重大的難題，金融危機席捲全球，金融危機當時來的非常迅猛，擋都擋不住，我們第一次峯會是在2008年11月中旬在華盛頓，美國首都開的，當時奧巴馬已經選出來了，小布什還在台上，美國也是處於新老總統要交替的階段，還是小布什主持的。
第一次峯會主要經濟體就下定決心説我們要共同應對金融危機，要加強金融監管，要防止全球金融體系的崩潰，特別是美國要注意。而且那時候峯會很密集，2008年11月開的，2009年4月初在倫敦第二輪峯會又開了，第三輪峯會到2009年秋天，在美國匹斯堡又開了，三個峯會一個接一個，就是為了應對金融危機，要提升市場的信心。大家沒有信心了，世界各國對這個體系沒有信心了，都處於恐慌的狀態。
我舉個例子，當時就出現了不少國家要破產，國家要破產的地步，過去都沒有聽説國家要破產，國家能破產嗎？能破產，它債務負擔很重，貨幣大幅度地貶值，它撐不下去了，阿根廷出現過這樣的情況，這是個別案例。
在當時2008年，2009年出的時候，這時可能出現一批國家要破產，國際社會怎麼辦？特別是G20 2008年第一次峯會以後大家覺得這個機制很好，領導人開會，我們以後就是領導人開會了，所以定了一個“峯會”機制，對它寄予很大的希望。
大家面臨一個國家有破產的情況G20要應對，那麼G20大家開會的時候就想這個事情怎麼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從理論上講它是國際金融出現問題的時候，收支不平衡出現危機時，要國際貨幣基金作為最後的貸款人，就像我們的央行，一個國家發揮作用一樣，它是最後的貸款人，起這個作用的。
國際貨幣基金也沒有碰到過這麼大的危機，它的資金是不足的，首先就碰到了你的手頭資金不夠。我記得當時大概還有3000多億美元，它的救助盤子3000多億美元，我們是在第二屆峯會，倫敦峯會的時候英國作為主席就碰到了這個難題，我怎麼能夠還是依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但是我們要支持它，讓它來應對金融危機，避免這些國家的破產。
中國在G20 2008年應對金融危機的時候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它的體現就在於中國作為一個發展的大國，很快要成為第二大經濟體，我們的影響力還是比較大的，中國在其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世界經濟出現問題時中國是不是處於一箇中心的位置，是不是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對國際社會非常重要，中國也是第一次體會到了歷史給予中國這麼大的責任，我是有親身感受的。大家都把目光放在你身上，就看看中國怎麼辦，美國説我也沒錢了，我金融快垮台了，歐洲國家都是債務很重，都説手頭很緊，沒有辦法。
中國的外匯儲備又比較多，受金融危機的衝擊相對好一些，有些影響是後邊出來的，都期望中國能夠起中流砥柱的作用，你能夠發揮作用，最直接的體現就是你能夠出資幫助國際貨幣基金，擴大它的救助基金的盤子。
第二次峯會英國就説要再增加5000億美元，那增加5000億美元就找中國，當時是布朗首相，反覆找中國領導人，下面也天天派代表團到中國來磋商，正式懇請我們中國能夠出面把這面旗子扛起來，中國來參與救助了。我覺得從中央政府來説當時還是下了很大決心的，面對這麼大的危機中國發揮了什麼作用？
中國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大國，要不要出面來深入地參與這件事情？這也是需要我們有一個思想過程。中國過去參與並不是很深，而且不是發揮主要作用。現在事情的成敗就可能取決於中國的作用，你處於這麼一個關鍵的作用的時候，我覺得中國還是有全球主義的胸懷。
最終，我們還是認識到這個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是這麼一種非常緊密的相依存的關係，到頭來也會救我們自己，從中國的利益出發，從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出發都應該這麼做。
最後中國方面宣佈，在峯會前就跟英國人説了，因為英國是主辦國，我們願意承擔不多於10%，5000億美元我可以承諾500億，不要超過500億就行，中國還是出了大力，10%。世界經濟裏面我們當時還不到10%的經濟總量，佔全球經濟總量接近10%，我們現在的經濟總量佔全球經濟總量的12%到13%。
中國人這個歷史擔當還是有的，第一次G20面對這麼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髮揮作用的時候，中國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這是一個歷史轉折點，對G20來説是，對中國也是。
又走過八年，從西方治理到東西方共同治理，在全球這麼格局變化過程中又走過了八年，G20經歷了很多，因為2016年是第11次峯會，後來又開了7次，加起來一共10次峯會，這個世界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G20的命運是跟整個國際局勢的變化緊密聯繫在一起。
我們如果把鏡頭拉近到2016年，世界是一個什麼模樣，中國又是面臨什麼樣的機遇和挑戰？我們來分析一下。經過這八年有幾個背景、特點我們需要關注。
第一，世界經濟自金融危機以來一直沒有大的復甦，世界經濟長期低迷，過去有經濟學家説一個大的經濟危機以後，金融危機以後一般需要五年，最多七年這個經濟就恢復了，我們現在到了八年，過了八年，經濟還是在非常緩慢的復甦，個別國家好一點，大部分國家還是遭遇到困難，這是一個特點。大家依然困惑，迷惑，為什麼世界經濟還是起不來。
第二，全球化在迅速發展的過程中也積累了不少負面因素，這些負面因素催生了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思潮，它的代表是民粹主義，民粹主義只是一種表現方式，為什麼有逆全球化出現？因為全球化過程中間對西方主要經濟體的藍領階層，工人階級，對他們的衝擊是比較大的。因為你產業結構的調整，全球價值鏈、產業鏈的調整，中低端的產業都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現在連中國有些產業都要轉移出去，這是一個經濟發展的規律。
另外，隨着技術革命的不斷發展，真正需要這些中端技術的行業就業機會也越來越少，總體經濟是發展了，歷史在進步，但這部分人確實對他們來説就業機會減少，收入也減少，財富也縮水，大家對全球化有意見。表現為美國大選現在比較奇特的現象，最近快要揭開謎底了，到底11月份會選出誰來。
現在美國大選反映的情況，就是在美國基層選民多數的這些藍領階層，對精英不滿，對你代表政府，代表統治社會的精英非常不滿，覺得沒有能夠保護他們的利益。英國脱離歐盟的公投是同樣的情況，英國還有一個“移民”問題，這個移民問題也是全球化裏面的一個很重要的要素，全球化你人員自由流動，這是一種資源，資源只有流動，對英國的衝擊也很大，對英國的藍領，包括部分白領都衝擊很大。
它就歸罪於歐盟，説英國不能聽命於歐盟，乾脆退出來。那英國又缺乏有戰略眼光的領導人，就交給老百姓了，所謂把這些決策權交給老百姓，老百姓還是比較情緒化的，他沒想到就脱歐了。下一步怎麼走，我們現在還要看他們談判怎麼談，這説明了反全球化力量的博弈在加劇。
這幾年來，特別是最近幾年，地緣政治的干擾在增加，地緣政治的干擾是大國關係的緊張，我們看全球幾個重要的地區，中東，美俄一直在博弈，敍利亞，最近敍利亞誰空襲誰，都已經糾纏不清了，它表現的是大國的博弈，歐洲是烏克蘭問題，也是美俄，也體現了俄羅斯跟歐洲國家的關係，南海、中美，大國的關係趨於緊張，地緣政治的干擾在增加。
中美關係這個關係越來越複雜，這些我們內部可以講，2008年、2009年的時候，美國為什麼會支持中國這些發展中國家有更大的發言權，支持用G20來替代8+5，甚至內部討論是不是今後就不要G7了，七國都不要了，美國都有這樣的想法，為什麼？當時是這樣的想法，後來美國的這種熱情在減退，對中國的疑慮在加深，都是有關係的。
大國合作這種意願的減少這對我們是個挑戰，這樣的情況下經濟長期不好，逆全球化思潮在泛濫，大國關係緊張在上升，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G20下一步怎麼辦，能不能繼續發揮全球治理首要平台這麼一個重要作用？這個歷史的責任又落在中國身上。
2014年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開峯會的時候，就決定中國2016年要當主席，2015年中國進入了三駕馬車，G20有這個機制，三個，我們叫三駕馬車，2015年中國開始進入了這個三駕馬車。G20它是一個論壇，它沒有一個常設的秘書處，它靠什麼來推動它的工作？它是靠主席國，誰接任主席了，你就出面來協調，你來設置議題討論，來設這些議題。它是這麼一個一個峯會往下走，這個有一定的侷限性，三駕馬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領導力不足的現象。
中國從2015年開始進入三駕馬車以後，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在中國身上，大家又來看中國了，這次看中國我覺得跟2008年時有很大的區別，這次看中國我覺得它有兩個重要的期待。
一個是期待中國經濟能夠繼續往前走，起碼中高速發展，新常態下中高速發展，因為中國經濟能夠保持中高速增長，對世界經濟的帶動力是很大的。我們現在每年給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要在30%左右，當然要看怎麼算，是PPP算還是現行匯率算，不一樣。但不管怎麼樣中國的這個貢獻率很大，按國際貨幣基金的預測今年是3.1，中國起碼有一個百分點，世界經濟增長一個百分點是中國經濟的貢獻。第一個期待是中國經濟能夠繼續穩定地往前發展，中國的經濟轉型能夠成功。
第二個也許是更加重要的，期待中國能夠給G20，給全球治理提供新的思想，具體的方案怎麼辦。大家沒轍了，沒什麼想法，請中國來提供思想，提供方案的，這又是一個轉折。2008年的時候是中國你能出錢，你能出力就可以了，現在是需要中國發揮“引領作用”，這個“引領作用”實際上是思想上的引領作用。
我們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在這次G20中，重點做的課題是發展議程，這就是個這次中國發揮引領作用很重要的方面，這個發展問題。大家知道世界經濟增長靠什麼？靠發展，經濟可持續發展靠什麼？靠世界各國的全面發展。你這個發展幾個主要經濟體發展不算發展，光是發達國家繼續發展也不算發展，我們研究亞非問題，只要廣大發展中國家不發展起來，這個世界經濟永遠不可能平衡。你不可能有可持續發展，一部分人富，一部分人窮，這個現象是個最大的問題。
我們在聯合國體系裏面一直主張要重視發展問題，G20成為峯會機制以後，我記得我們當時參與時中國就提出來要把“發展問題”列在議程上，你要考慮經濟出了問題，究竟問題在什麼地方？除了你金融監管出問題以外，你的指導思想就是有問題。世界經濟的發展你沒有發展中國家這一塊是不行的，中國一直在推動，這次終於讓世界各國能夠看到，特別是主要經濟體能夠看到這個“發展”問題的重要性。
重陽在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具體的數字，數據來支撐中國的説法。這個過去我們還做不到，我們過去只是從政治上呼籲，我們中國是代表發展中國家，我要不斷地替發展中國家伸張正義，更多的是從這個角度，還沒有理論上的支撐，現在我們要用理論上的支撐，這是發展問題。
經濟增長靠什麼？要創新，中國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出來了五大發展理念，“創新”、“平衡”、“綠色”、“開放”、“共享”，“創新”放在第一位，這個不僅僅是對中國經濟來講如此，對世界經濟也是如此，這是中國推動G20杭州峯會通過了創新增長的規劃，創新我們放進去了。
全球治理怎麼辦？G20下一步怎麼辦，一直以來我們在説要把G20從應對金融危機的應對機制，從消防隊要變成一個經濟指導委員會，你變成一個長期經濟治理的機制。用總書記的話來説，從過去側重短期政策轉向中長期政策，更多考慮制度問題，這次中國也發揮了引領作用，提出了很多想法。
有金融體系的改革，怎麼樣發揮SDR的作用，有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怎麼樣來進一步促進全球貿易，自由貿易，自由投資，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這個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一開始我們就講，而且每次都列在峯會領導人的宣言中間，都沒有執行。我看這次在中國的推動下大家覺得這次應該採取點行動，不能光空談了，不能變成清談館了。
今年2016年我不用多講，因為大家看到了，我們重陽做了很多研究，也是T20的領頭羊，中國這次發揮的作用是從思想上，從方案上起到領導作用的。中國在全球治理中從一個“參與者”、“建設者”到“領跑者”“引領者”，這麼一個地位的轉變，但這個轉變還在發展過程中，我們還要繼續推動，繼續努力。
回到全球治理這個話題，中央從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特別重視全球治理，而且這四個字“全球治理”也是這幾年慢慢地映入老百姓的腦海，過去不太知道什麼叫全球治理，你們在談什麼問題？現在開始知道了，因為這個是中國作為一個全球性大國，發展中大國，社會主義的一個大國，我們要在歷史上，歷史的發展進程中，要對中國從大國向強國邁進的歷史階段需要發揮重要的重要力量，你不僅要參與，你要真正地發揮核心領導作用。
這個世界是一個地球村，這個世界不是中國自己可以獨立發展，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立發展，只有走共同發展的道路才是一條光明的大道，全球治理你不想參與也不行，因為這關係到中國自身的發展，關係到中國跟世界關係的變化，我們已經處在這麼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它有一些描述，這些描述非常精闢，確實，我們是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對中國是一個考驗。中國我們完全有信心，也有能力來擔當這個歷史重任。
我今天就介紹一些情況，開一個頭，有什麼問題我們還可以討論，時間關係，我就講這些。
(據第二十二期重陽論壇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