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再炒南海問題 媒體：水太深 別瞎攪和
近日，圍繞“不結盟運動首腦會上新加坡炒作南海問題”一事，新加坡駐華大使羅家良槓上了《環球時報》和該報總編胡錫進。雙方你來我往，已針鋒相對論戰了四個回合，説法截然相反。那麼，真實的情況究竟如何？
交鋒
事情起於《環球時報》2016年9月21日刊登的《不結盟運動首腦會新加坡妄提南海仲裁》。該文指出，在第17屆不結盟運動峯會中，“新加坡曾執意要求塞入為菲律賓南海仲裁案背書的內容，企圖強化成果文件涉南海內容，由於多個國家明確反對未能得逞。”
9月26日，羅家良指責該報21日的報道罔顧事實。他表示，關於提議在成果文件中增加南海共識內容一事，“不是臨時決案或任何單一東盟國家主張的”，“是東盟一致和共同的立場，也是東盟十國根據第49屆東盟外長會議聯合公報所達成的共識。”——意思就是，這是東盟全體的事情，不能賴到新加坡頭上。
羅大使還指出，“東南亞相關段落，包括涉及南海的內容，自1992年起就已納入不結盟運動峯會的最終文件，並以東盟共識為基礎定期進行更新”，峯會輪值主席國伊朗和東道國委內瑞拉拒絕此提議的做法，不符合不結盟運動的慣例。
9月27日，胡總編覆信稱，“《環球時報》記者是根據參加不結盟首腦會議的知情人士介紹情況寫成此文的，信息源嚴肅、可靠，文章寫的就是真實情況，因此不能同意羅家良大使對此報道的指控”。他在信末還提醒到，“您的國家在南海問題上做過頭了”。
9月28日凌晨，羅大使再次致函。他強調，報道依據的是隻言片語的、匿名的不完整信息，而新加坡全程參與了峯會的討論;他還出示東盟主席國老撾的信函稱，“不結盟運動峯會主席國並沒有拒絕新加坡的要求，而是不合規矩地拒絕了東盟要求以東盟共識更新有關東南亞地區段落的內容。”
儘管細節還有待披露，但基本事實還是很清楚的。新加坡和東盟國家試圖在不結盟峯會成果文件中增加東盟內部達成的關於南海問題的新共識，被峯會拒絕。綜合各種信息看，《環球時報》和胡的敍述基本屬實，但可以補充更多細節;羅雖然辯論套路佔優，但迴避了根本的問題，顯得有些虛偽——他的論述始終沒有觸及實質：究竟新加坡有沒有這個想法、有沒有這樣做？
套路
羅大使所謂“新加坡沒有在提議上面做太多的工作”的説法，説服力並不大。這只是面子上的套路。稍微懂點常識的明眼人都不難了解，此類成果文件的磋商功夫更多的是在幕後，在走廊或咖啡館，而非在正式會議上。
作為東盟外交方面的“燈塔”或精神領袖，新加坡積極推動此事責無旁貸。沒有新加坡等國的壓力，老撾斷然沒有理由做此提議。新加坡即便不是該提議的主導，也是非常重要的參與者。
事實上，27日，中國外交部也間接證實了這一點：“不結盟運動並非討論南海問題合適場合……事實很清楚，極個別國家堅持要求在成果文件中片面渲染有關涉南海內容，但這並沒有得到不結盟運動絕大多數成員國的贊同，有關內容也沒有反映包括中方在內的南海問題相關方的共識”。
基於新加坡在南海議題上的一貫表現，加上《環球時報》和外交部披露的信息，我們可以推測出一個故事的梗概：新加坡確實在台前幕後推動了這個提議，雖然具體做法可能未必那麼露骨和業餘。
在島叔看來，問題的實質在於：新加坡明明在南海問題上已經選邊站了，卻還在強調自己“不持立場、只堅持基本原則”。
炒作
這並非新加坡首次在國際上炒作南海議題。
比如，今年4月，李顯龍表示，“在中美亞洲爭霸過程中，亞洲國家心向美國，如果舉行’秘密投票’的話，每一個國家都會贊成美國在亞洲地區有更廣泛的介入，不管他們在公開場合怎麼表態”;6月的玉溪會議上，新加坡巡迴大使表示，中國似乎“在干涉東盟內部事務”、“分化亞細安(東盟)”;8月，李顯龍訪美時更是公開表示，“臨時仲裁庭的裁決對各國的主權聲索做出了’強而有力的定義’，希望各國尊重國際法，接受仲裁結果”。這一次交鋒，也是新加坡南海政策的一次餘波。
説起來，新加坡並非南海爭議相關方，近年來卻不遺餘力的推動南海問題多邊化與國際化，甚至比部分爭議方都要積極，且在建設基於國際規則(Based on rule of law)的海洋秩序方面與美國、日本等國共同點很多，頻頻遙相呼應、彼此附和。問題是，新加坡在南海既不爭地，也不爭水，到底圖什麼？
動機
首先，南海議題對於新加坡的唯一可能的價值在於提升自身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
新加坡國雖小，但軟實力強大，自視甚高，是東南亞地區搞大國平衡、推動東盟聯合自強的中堅力量。新加坡一直批評部分域外國家在南海問題上撕裂東盟，極力推進東盟在南海議題上集體發聲。如果東盟共識關於南海的共識成為不結盟運動的共識，那將是新加坡和東盟外交的巨大成功。
換句話説，南海議題之於新加坡，絕對是一個重要的外交機會，它希望在該議題上發揮出自己的獨到魅力，推動自己的主張變成東盟的主張，然後變成世界的。
此外，新加坡雖是亞洲國家，但“國際範”和“西方範”十足，喜歡充當教師爺，一度曾在海峽兩岸、東南亞、亞洲乃至全世界“黑白通吃”、左右逢源，上世紀70至80年代，鄧小平還曾多次就中國的對外開放及東南亞政策向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鄭重諮詢過建議。面對波詭雲譎的南海局勢，以新加坡的個性和利益算計，要不説三道四都顯得不正常。
其次，新加坡在安全上與美國等國有着很強的親近感，在南海問題上很容易跟着美國走。新加坡篤信遠交近攻，自獨立以來，在安全上對馬來西亞、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統統不放心，對中國不放心，只對美國放心，認為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軍事存在不可或缺，它可能是東南亞地區最歡迎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國家。
對於菲律賓、越南等國而言，在安全上與美國走近是權力政治或權益之計的考慮，而新加坡加強與美國的安全聯繫，很大程度上則是出於安全的信仰和價值觀。在新加坡看來，中國的和平崛起尚不確定，在安全上對地區的貢獻還沒有得到檢驗，只有美國可以確保該地區的秩序，也只能美國可以平衡中國的力量。
因此，即便新加坡並不面臨着和切實棘手的安全威脅，它從心理上也覺得在安全上需要美國。有了這樣的幾乎等同於信仰的安全觀，新加坡在南海議題上附和美國牽制中國也就不難理解了。
調適
在中新關係中，胡羅的交鋒絕對是一件大事，影響不容小覷。一直以來，在南海議題上，中新兩國政府都有意顧忌彼此的“面子”，雖然都對另一方的立場與政策不敢恭維，但鮮有如此公開論戰的。在很多國人心裏，新加坡多少算是與中國有點特殊關係的國家，而以往公開指責新加坡幾乎難以想象。
中新關係總體上還是好的，但該事件反映的深層次問題卻值得中新兩國特別是新加坡的深思。
圍繞南海議題的分歧表明，光有經濟上的密切聯繫很難做真朋友，中新兩國確實需要提升政治安全互信。中國需要考慮的是，中國追求的周邊秩序可以多大程度上容納新加坡的個性和能動性;新加坡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全面、理性的認識中國，並客觀看待中國在亞洲尤其是東南亞地區的作用和影響。
中新間之前有台灣問題，現在有南海問題。有問題不可怕，關鍵是雙方要找到相對適應包容對方的政策和方案。中國可以容忍新加坡在南海議題上搞搞小動作，賺賺人氣，吸引些眼球，但凡事必然有個度，這個度在什麼地方有待斟酌。島叔以為，中國應有兩個底線：一是新加坡不能摻和爭議問題，二是新加坡不能在中美間選邊站。
重新認知對方是彼此戰略與政策調適的前提。不得不承認的是，中新兩國針對彼此的政策很多都是建立在已有認知基礎上的，這些認知多少都有些失真或落伍了。
今天的中國，實力、經驗和影響已經與30年前不可同日而語。中國和平發展的道路問題還很多，中國仍需要謙虛的接受包括來自新加坡的意見和批評。新加坡還可以當“教師爺”，但需要改進方式方法。當然，如果政策的前提和假設都有問題，那就需要調整政策本身了，光有蒼白的辯解是無濟於事的。
無論新加坡基於何種考慮，在中美兩個大國間選邊站都非明智的選擇，因為這將使得新加坡喪失其獨特的外交地位和作用。據島叔的觀察，中國民眾在南海議題上“病新加坡”久矣，中國政府為此承擔了巨大的壓力，此次尺牘交鋒之所以引發廣發民眾的關注和共鳴，也是因為吃瓜羣眾們多少對新加坡的立場有些自己的看法。
應當承認，新加坡的對外政策延續性很強，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和政策同樣如此。最大的變化是環境，大國塑造環境，小國適應環境，新加坡在南海進行的很多動作即是為了適應環境的變化。對於南海局勢的持續緊張，新加坡既想促進緩和，又不自覺從中漁利。
對此，我們也不必忙着貼標籤。畢竟，很多時候要進行細節區分，如“關注南海”和“介入南海”就很不一樣。更大的方面講，中國在新加坡“遠交進攻”的安全戰略中可能存在先天不利，但中國也要給包括新加坡在內的東南亞國家一個新的選擇，即除了美國以外的其他安全選擇。
光有誠意是不夠的，還得有行動、有手段。現在，新加坡、美國等國的謬論是，美國主導了東南亞地區的安全秩序近70年，維持了地區的穩定和秩序。因此，美國似乎是唯一的選擇。問題是，別的大國沒來試過，中國正在嘗試還沒有結果，你們就説它不行，這怎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