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髮展與世界經濟增長的中國擔當

作者：中國政法大學全球化與全球問題研究所副所長、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 劉貞曄

世界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世界經濟增長和全球治理髮展面臨巨大的困境和挑戰，而長期以來主導世界經濟秩序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自身的發展亦陷入了各種困境，從而使得今天的世界經濟增長和全球治理髮展面臨着方向性危機。中國作為世界第二經濟總量大國，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作用被賦予更多的期待，中國也日益具備了影響全球治理進程的能力和影響力。

一、新中國成立至20世紀七十年代末：抵制、排斥西方主導機制，自主提供國際援助和公共產品

1949年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誕生後斷絕了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陣營的一切往來，而選擇加入到社會主義陣營。我國在20世紀七十年代以前，外交重點放在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上，與聯合國有關的國際經濟組織和機構的交往活動只好放在恢復聯合國席位之後。對於西方主導建立的經濟治理機制，中國在這一時期一直都是持一種否定甚至是敵視的態度。與此相適應，中國在全球政治經濟舞台上的訴求主要包括：一是維護國家的生存安全被置於最高位置；二是捍衞國家獨立自主，對維護國家主權權利高度敏感；三是在經濟利益上強調社會主義陣營支持的重要性和立足於自身的經濟建設；四是團結廣大第三世界國家，致力於反對甚至是推翻西方主導的全球政治經濟機制。

這一時期，在與非西方國家，特別是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交往中，中國在災難救助、醫療救助、經濟發展救助等方面仍做了相當重要的貢獻。可以説，在這一時期中國是向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國際救助和國際公共產品的最重要的發展國家。

二、改革開放後到2008年金融危機前後：從謹慎參與、全面參與到建設性參與和貢獻

1978年以後，隨着中國的對內對外戰略開啓了重大調整，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態度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特別是中美建交實現了中美關係的重大改善，美國對中國看法的改變對西方一大批國家的對華政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因此，中國獲得了融入當時既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良好契機。

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參與行為體現為：一方面中國仍然謹慎地審視和看待由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另一方面，在積極維護和謀求最大程度地實現自身國家利益的基礎上，開始全面地參與到全球經濟治理中來，甚至開始主動地倡議和推動全球治理的進程，彰顯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20世紀80年代至新世紀初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一時期，是中國積極參與並和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和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時期。一方面，中國積極實行了對外開放的政策，從有利於自身經濟發展的角度採取了主動融入現有國際經濟治理機制的積極步驟。另一方面，中國也開始積極改革經濟結構和經濟體制，實現與國際接軌。同時，積極融入全球經濟治理機制也使得中國獲得了重要的資金和各種援助，並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貿易發展。在這一時期，中國的國際責任意識也隨着實力的提升而初步顯現。隨着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中國有意願也有能力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承擔相應的義務和責任。中國在這一時期不斷加深的參與中，對全球治理機制的有效運行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為全球經濟治理做出了建設性和支持性的貢獻。

當然，中國在這一時期對全球經濟治理的貢獻絕不止於此，中國更重要的貢獻還表現在對實現世界經濟持續繁榮發展、大規模地消滅貧困人口和實現發展、以及持續地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經濟援助等方面的貢獻。中國在這一時期對全球經濟治理的貢獻是絕大數發達國家難以望其項背的。

三、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深化參與、推動變革、引領與塑造全球治理體系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全球治理的形勢和中國的國際地位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首先是西方傳統大國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導地位出現動搖，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引領作用空前下降，全球治理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其次，隨着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和經濟實力的提高，中國快速崛起為世界經濟總量第二位的大國，中國的影響力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作用被寄予更高的期望。中國從原先的積極融入者、支持者和建設者快速地轉化為現有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推動者、新全球治理機制的引領者和塑造者。中國這種角色的轉變首先是得益於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有所作為”的條件和空間的擴大。

其次，在國際金融體系的治理參與中，中國自身經驗和影響力對全球經濟治理產生重要影響。第三，在全球貿易體系中，中國已取代西方發達國家，站在了維護全球貿易體系有序運轉的制高點上，積極倡導多邊自由貿易，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第四，中國在G20等新的全球治理平台上開始致力於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一系列重大變革。基於以上中國角色的轉變，在2016年的G20杭州峯會上，中國作為主席國，已經逐漸成為G20等全球治理機制發展變革的引領者和塑造者。鑑於世界經濟的長期低迷以及歷年G20全球經濟治理措施在實際行動上的裹足不前，中國在領導2016年的G20杭州峯會議程的制定中，以自身的治理經驗積極提出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治理方案：一是中國在G20杭州峯會力推“結構性改革”，推出了九大優先改革領域和48項改革原則，並制定了衡量結構改革取得進展的12項指標體系，以落實之前峯會提出的評估和檢測成員國執行峯會措施的成效。二是杭州峯會首次將“創新”議題（包括科技、工業商業模式、發展理念、增長方式等方面的創新以及新工業革命行動計劃、數字經濟發展等）納入G20峯會議題，探索“創新型增長方式”，為世界經濟發展挖掘長期增長潛力。三是杭州峯會突破性地將投資議題提升為與貿易議題並重的高度，並將二者關聯起來，致力於為世界經濟增長安裝上新的發動引擎。四是中國在杭州峯會上首次將發展議題納入G20峯會議程，將全球經濟治理機制塑造為全球發展治理機制。

總的説來，隨着中國經濟實力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中國在各種全球治理機制中參與的深度和廣度的加強，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地位、身份和影響力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對全球治理的參與經歷了由過去的排斥參與到謹慎參與和全面參與，再向深度參與、推動變革、引領和塑造全球治理體系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身份和角色也發生了顯著變化，由全球治理秩序的革命者轉變為全球治理體系的融入者和建設者，並進一步發展為全球治理機制變革的推動者、引領者和塑造者。同時，中國身上的大國責任由原來的國際壓力下的承擔迅速發展為一種主動的大國擔當，積極推動現有治理機制變革，發起創立全球治理新機制，以自身的發展經驗重塑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為世界經濟擺脱低迷困境、實現長期增長搭建起一條新的“發展軌道”，這是中國在向世界兑現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莊嚴承諾！世界經濟增長和全球經濟治理的發展必將迎來新的“中國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