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英國首相道破了“世界公民”真相

英國首相特蕾莎·梅日前在其所在保守黨大會上的發言驚呆了英國人，也讓世界大跌眼鏡。她説：“如果你幻想自己是世界公民，那你就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因為你不理解‘世界公民’這個詞的真正含義。”

遙想二三十年前，以英國為重要代表的西方，可是“世界公民論”的產生地。這種世界主義的“高大上”口號，對“主權”“國家”的“狹隘性”表示了強烈不滿，對非西方國家沒能達到西方國家的民主、人權標準總是居高臨下橫加指責。在這種信心爆棚的道德優越感驅動下，還時不時發生對非西方國家的“人道主義干預”和赤裸裸的軍事顛覆。

如今，特蕾莎·梅對“世界公民論”大加鞭撻，對外來移民表現出不友好，甚至強調“我們再也不會讓那些社會活動家、人權律師開嘴炮威脅我們行使國家權力”，這種把“政治正確”扔到一邊的言論嘩嘩譁出來，真可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其背後的一把辛酸，則是在“世界公民”的道德高調下，西方國家的對外干預把世界很多地方弄得一團糟。而且在西方國家內部，經濟持續低迷、民粹主義興起、社會對立加重、外來移民帶來衝擊等問題已讓西方國家捉襟見肘，也讓“世界公民論”的不切實際暴露無遺。

“世界公民”的對立面是“民族主義”，是對國家民族的懷疑甚至否定。正如“民族主義”不是新鮮事物一樣，“世界公民論”在上世紀後期的興起實際上也是舊話重提。僅從晚近以來漸成顯學的西方國際政治理論來看，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之間，就一直有烏托邦主義(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爭。這一爭論的思想格局，又有幾分頗似“世界公民”與“民族主義”的二元對立，而其流風餘韻一直綿延至今。

對國家與國家、國家與個人關係，烏托邦主義不太主張個人只效忠於國家，而是要有做“世界公民”的情懷和理想，即道德標準無國界。建立在經驗主義基礎上的現實主義則強調國家是私心私利的產物，而且在其建成後還會維護這種私心私利，據此得出的結論是“國家不需要講道德”。

英國學者愛德華·卡爾調和了這種矛盾。他一方面指出國家或國家中的個體在任何時候都按某種抽象道德準則行事是不可行的;另一方面又認為任何國家和個人又不能完全放棄追求道德原則。這種思想與中國傳統的“天下主義”觀念有相似性。“天下主義”的實踐形態乃是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所描述的“差序格局”：“我”處於倫理和認知的中心，其他一切關係——父母、兄弟、夫妻、朋友、君臣，都由“我”而派生，彷彿一個同心圓的漣漪，構成“不斷擴展的秩序”。

這一“差序格局”就是傳統中國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它包含兩層基本內涵：其一是愛有差等，隨地理空間與血緣關係的不斷延伸，親密程度也在逐漸稀釋。其二是人性共通。雖然愛有差等，但人與人“性相近”，因此又要有一個底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此達成相互理解。傳統中國社會以文化主義超越種族主義、以和平主義超越軍事主義，即以“天下為公”為追求的所謂“天下主義”，就來源於後者。

無論卡爾式的西方國際政治觀念還是中國傳統的“天下主義”，在個人與國家、國家與國家間的認同上所做的工夫都是調和，既在確認人和國家的自私性，又不否認人和國家的超越性，但這種超越性的道德關懷並不是先驗的，而是對經驗生活的總結和昇華。現實主義者富蘭克林·羅斯福1932年在與赫伯特·胡佛競選美國總統時，就曾嘲諷後者因在歐洲開展人道主義活動而得到的名聲，提醒胡佛應將自己的注意力轉向美國國內。卡爾對此如此評述：“對於一個國家來説，有義務在不損害國民利益的前提下，適當接受外國難民。但是，如果一個國家敞開國門，讓難民大量湧入，因此降低了本國百姓的生活水平，這就不是人們普遍接受的道德義務。”

世界既是普遍化的，又是有差別的。一個人不僅屬於特定家庭、村落、社區、民族和國家，也屬於世界，“世界公民”當然應作為評判是非的一種向量，但它無法成為“審視一切”的最高尺度。沒有對自身家庭、社區和國家的愛，沒有相應的生活源泉和實踐經驗，“世界公民”情感便無從談起。泛泛談論“世界公民”沒有意義，也有違人性之常。

人類生活中其實並不少見所謂“世界公民”。有一類“世界公民”今天極為常見，他們不必承擔對任何國家和生活羣體的責任，卻可以在世界各地享有各種好處。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在西方世界被罵最多的投資銀行家們，他們就無所謂國家不國家，哪裏有錢賺就去哪裏，至於生活之處是水深還是火熱，則與他們毫無關係。美國大投資家羅傑斯，2007年底移民新加坡，這位“世界公民”遠走美國的原因，據他自己説是因為已對美國前景不看好。金融危機後被美國法院判處150年刑期的納斯達克股票市場公司前董事會主席麥道夫，也是一位典型的“世界公民”，曾夥同其他一些“世界公民”騙了全球各地不少人的鉅額錢財。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很早就曾撰文指出，少數原籍美國的“世界公民”在美國之外也有自己的生意和住所後，對美國就不再有國家忠誠，這正在嚴重損害美國國家認同和大多數美國人的利益。

以一則曾在歐洲廣為流傳的老故事作為結尾。説的是有一個人在1755年的里斯本地震中四處兜售抗震藥物。有人質疑，抗震藥物可能什麼用處也沒有，但賣藥者回答説：“抗震藥沒有用，那你們又能用什麼代替它呢？”現在，英國首相特蕾莎·梅所拋棄的，就是那味被西方世界吆喝了很多年但被證明確實沒用的“抗震藥”，至於用什麼代替它，相信英國甚至更多西方國家會從現實經驗中找到答案。(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