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棟：“大熔爐”要熄火，美國何去何從

美國大選引發的“撕裂”效應正促使人們重新認識美國這個“大熔爐”。美國是人類社會進入現代以來的一個偉大實驗品，它曾通過一套政治安排超越了民族、種族間的界線。不管是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還是愛爾蘭人，到了美國就都變成了美國人。法國人的政治理念，德國人的嚴謹作風，英國人的自助進取精神，共同鑄造成了美國精神，吸引了無數人移民美國。

很多人將美國的成功歸結於美國民主政治理念的勝利，卻往往忽視了其他要素：一是移民社會身份重建的需要。人離家越遠，其認同範圍往往就越大。在歐洲，法國人和德國人會相互爭鬥。但到了新大陸以後，原有身份的重要性就下降了，給“美國”的誕生提供了機會。二是共同的種族特徵。來到新大陸，在印第安人土著面前，在歐洲並沒什麼意義的種族特徵就成了身份重構的重要紐帶。三是共同的治理經驗。歐洲移民的法律觀念和政治習慣類似，很容易實現在新大陸的重組。四是共同的文化傳統。早期美國移民以歐洲人為主，有類似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形成新身份所需要突破的心理門檻比較低。

但現在，美國人的身份或認同基礎正在發生變化，民主政治的基礎開始被動搖。

一是人口結構變化增加了美國民主政治的運行難度。美國民主政治的成功，基於高社會同質性以及強大的融合能力。美國政治活動長期不討論國體和政體問題，基本上是在利益分配等低級政治領域打轉轉。但現在，美國傳統上占主導地位的歐洲基督教白人占人口總數的比例不斷下降，美國的社會同質性隨之下降。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推算，目前超過半數的幼兒屬於少數族裔;到2044年，白人將不再成為美國社會的主要族裔;到2050年時，拉美裔人口將佔總人口的30%，非洲裔將佔15%，亞裔也將達9.2%。從歷史上看，社會同質性高的國家，不僅是最早建立民主政治的國家，也往往是最為成功的民主國家。民主主義，往往是與民族主義相伴生的。隨着盎格魯—新教羣體的主體地位受到挑戰，歐洲白人領導之下構建的美國民族認同感下降，社會“熔爐”效應減弱，形成政治共識的難度將會上升。美國民主政治的成本將會上升，並最終壓倒其收益。

二是人口結構變化動搖了美國主流的生活理念。自足、自助的獨立精神，是美國經濟發展和生產率提高的核心，也是美國民主政治的存在基礎。在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危機期間，很多美國人寧願到野地裏撿食物，也不願領取政府的救濟。這是典型的“命苦絕不怨政府”。但現在，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把手伸向國家，其實就是伸向其他人的錢包，而不是努力工作以提升自身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塑造共識、形成發展方向的民主政治，就將退化為競爭性分贓政治，民主政治的目標就會發生根本性改變。

三是身份界線與社會階層界線之間呈重疊趨勢，導致曾被有意模糊的身份概念不斷被強化。2008年金融危機，造成美國白人與非洲裔的貧富差距由危機前的4倍擴大至6倍。非洲裔和拉美裔的長期失業人數幾乎是白人的兩倍。白人中產家庭的數量則是非洲裔及拉美裔的20倍及18倍。這加劇了少數族裔特別是拉美裔、非洲裔對社會現狀的不滿，種族差異感日益具有滲透力。2008年，美國人選出了第一位非洲裔總統，少數族裔、尤其是非洲裔美國人的支持是奧巴馬競選成功的關鍵。

這些變化將推動美國社會與政治出現去中心化、碎片化趨勢。

首先，將會進一步突出身份特徵。身份政治文化具有磁石效應，不僅會長期存在，還會感染周邊羣體。現在，美國主流族羣以及認同主流文化的少數族裔，也面臨身份政治的壓力，出現了身份政治化的趨勢。尤其是亞裔，認同美國強調個人勤奮、重視教育投入和維持家庭關係穩定等主流價值，但卻使自己與各種優惠政治條件無緣，就連移民政策都對這一羣體最為苛刻。很多長期致力於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人發現：自己原來還是亞裔。

其次，將會衝擊美國政黨的政治屬性。美國的民主政治體系，正在轉變為以身份為基礎的選票政治，正在推動美國民主和共和兩黨從傳統的政治黨派轉變為身份黨派。20年前，民主黨就開始這一轉變。現在，長期堅持政治理念掛帥的共和黨也出現向身份黨派轉型的趨勢。

第三，將會衝擊美國的精英政治傳統。美國兩黨政治體系，建立在精英政治傳統的基礎之上。就連美國最為驕傲的憲法，其實也是精英政治的產物。政治精英通過人脈網絡以及精巧的政治設計，掌握着兩黨的政治方向以及政治議題的調整。但現在，在人口結構變化的推動下，精英政治傳統日益難以維繫。某種意義上講，“特朗普現象”就是民眾力量突破精英政治安排的結果。

第四，將會衝擊美國的行政管理體系。在很多領域，美國官員隊伍族羣結構的變化遠遠落後於人口結構的變化。少數族裔在人口結構上的優勢，也會轉化為社會治理領域的話語權，將推動美國公務人員體系進行調整，對其造成轉型壓力。

這些不一定都是壞消息，既可能是美國式民主的終結，也可能是美國真正民主化的開端，但無論如何都將衝擊美國的政治傳統和曾經有效的政治實踐。美國曾成功建立起一個基於政治理念的國家，並以此覆蓋了人類傳統的身份政治特徵。但現在，隨着族羣結構多元化程度的加深，共同的政治體驗與文化認同不斷消退。民主政治這一“自由人的聯合體”，就有可能變成“自由競爭的多體”。民主政治的表象，即憲法、選舉和權力相互制衡等，也許會長期存在，但民主政治的實質將會淡化。

在這一趨勢下，那個曾無所不能的、“合眾為一”的美利堅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是否會變成一個鬆散的、“合眾為異”的“美利堅聯合國”(United Nations of America)，將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課題。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政治實驗品，美國何去何從，將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