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中國人“過日子”的邏輯

立法者應在時代的變局中看到中國文化“不變的底色”，這些底色貫穿在中國古典的法律體系裏，反映在老百姓的日常行為及心理結構中

當前，民法典的編纂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對於學者而言，突出民法典的時代性，以及民事權利主體平等且一體保護，已成為共識與自覺。然而，民法典如何適應中國人的生活，平衡時代性與民族性的關係，值得深長思之。

編纂一部好的民法典，需要對接先進民法文明，同時也需要尋求中國老百姓過日子的規則與邏輯。後者既植根於中國歷史文化的結構中，又沉澱於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與行為方式上。與“權利本位”的西方民法典不同，中國法制史上從未突出過“個人本位主義”，也沒有視人為抽象的“理性人”傳統。在中華法系的傳統中，中國人有着自己的民事行為準則。比如，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中國傳統主張兒女孝敬父母、財產共有。不附條件的相互扶養，既是家庭成員的責任，也是一種義務。唯如此，才能養其家風、敦其和睦。現代社會，在民事婚姻制度及其司法解釋中，如何將傳統中的優秀因素吸納進來，提倡一種有道德親情的倫理關係，值得思考。

就法的實踐層面而言，千年來中國古典法律對民事生活的規制，於制度和習慣兩個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也留下了可借鑑的寶貴資源。唐宋以來，從制度而言，成文法律對家產的保護已經比較完備。比如《唐律疏議》就對“諸夜無故入人家者”規定了嚴厲而細緻的刑罰。又如，唐宋法律的律典及令典對拾遺物、漂流物的處理，原則上既保護原主人的私權，又根據拾遺人或漂流物拾得者是否付出代價而給予不同份額的報酬，這種平衡理念，體現了固有法律的公平正義精神。在民事習慣方面，中國古代法律在例如田宅私有權的歸屬與財產流轉等問題上，並不全由成文法律規範。宋以後的田宅私契，不僅承擔了現代民法上的物權功能，也發揮着債權功能，甚至還在司法審判中發揮着“證言示義”的證據功能。這些特色，值得今天的民法編纂者借鑑。

今天，中國的歷史文化已發生了變化與轉折。邁向現代法治文明進程中的中國社會，老百姓過日子的規則與邏輯自然也在發生着變化，比如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尤其是大都市以“三口人”為標誌的80後“核心家庭”，更傾向於個人財產獨立，以追求符合個性的自由生活。他們對傳統中國文化中的家庭倫理及其婚姻觀念，可能缺乏認同，固有的家庭財產製已很難適應他們的生活方式。因此，民法典的編纂完全迴歸傳統既無可能，也無必要，而應該根據時代變化進行創造性轉化。

對立法者而言，應在時代的變局中看到中國文化“不變的底色”。這些“不變的底色”就藴含在中國文化的經典中，貫穿在中國古典的法律體系裏，反映在老百姓的日常行為及心理結構中，體現在對婚姻家庭的“仁孝觀念”、對處理人際關係的“和合原則”、對民商行為的誠信堅守，等等。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對於民法典編纂來説，要深入中華法系的精神命脈，使之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源泉。例如，是否應當賦予“家”以民事主體的地位，婚姻家庭與夫妻財產製度如何吸納中華法制文明中的精華；“仁愛、孝敬”等理念能否上升為法律原則與精神，等等，都需要認真思考。總之，把中國老百姓過日子的規則與邏輯重新加以凝練、提取以轉化為制度形式，是民法典編纂過程中的當代使命。（作者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法律文化研究院院長 陳景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