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新加坡一味“綁定美國”是戰略誤判

新加坡目前的對外政策非常清楚，那就是堅定配合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為此它聯合日本、澳大利亞等國，明裏暗裏要求中國遵守由美國人背後導演的所謂“南海仲裁”結果，並幾乎把年度“香格里拉對話會”搞成了一個“中國批鬥會”。我們認為，新加坡現政府的外交戰略秉承了建國總理李光耀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綁定美國”政策，即無論如何都要支持美國在亞洲的政策，比如支持美國打越戰，支持美國遏制東南亞的共產黨革命等等。可以認為，新加坡現行政策依然是“綁定美國”。但此一時彼一時，新加坡的戰略判斷出了問題。

李光耀政府當年的“綁定美國”政策或許是明智的選擇，因為從那時起直到冷戰後的二十年都是美國主導的世界政治秩序，可謂大樹底下好乘涼。早年留學英國的李光耀深諳國際關係，工業革命開啓的現代性世界政治的主角一直都是西方。經過兩百多年，西方國家以“兩手”建立了有利於自己的國際制度：“一手”是自由資本主義以及由此而必然產生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一手”是為了配合經濟擴張和殖民掠奪而搞出來的“白人優越論”(19世紀)以及20世紀中後葉開始流行的“普世價值”。這“兩手”推動的就是二戰之後維護西方利益的各種國際制度，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巴黎統籌委員會等。在這種“兩手”推動的世界政治過程中，西方國家一方面在經濟上殖民發展中國家，一方面在文化上培養很多後發國家的知識精英，使他們在外交上站在自己一邊。西方國家得到它們期待的收穫，弱小國家似乎也因此得到“保護”。

但後來，世界政治出人預料地進入了“無人區”。冷戰後享受“單極霸權”的美國在不到20年時間內，因為權力難以受到制約而為所欲為，像一座失去方向的“戰車”橫衝直撞，先後發動阿富汗戰爭、兩次伊拉克戰爭，到處輸出“顏色革命”，結果徹底搞亂了經過一百年才建立起來的大中東秩序。終於，“美國戰車”在撕裂烏克蘭之後被俄羅斯強力阻擊而停頓下來。美國國內亂麻一團，2008年金融危機的背後其實是政治制度的問題，這種問題在2016年美國大選的對決中暴露無遺，比差比爛的希拉里-特朗普讓全世界看笑話。如此一來，冷戰後美國一直高舉的自由主義民主“普世價值”大旗，已經失去其道德感召力，領導地位被大大動搖。

在美國連續犯戰略性錯誤的同時，中國迅速發展。中國的規模決定了中國的崛起就是世界秩序的重新塑造。在300年世界近代史上，中國是第一次“南方國家”獲得全新自主發展機遇，第一次一個興起中的世界大國不是以掠奪者、支配者或“文明優越論者”的思維與態度來面對欠發達國家。這個國家是世界上140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國，有能力同時在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建設大型工程。中國規模這個“量變”其實就是“質變”的意義,正如李光耀先生早在1994年所言：“中國參與世界地位重組的規模，使得世界必須在30年或40年的時間內找到一種新的平衡。假裝中國不過是另一個大的參與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參與者。”

中國主導的亞投行是世界政治秩序的轉折點。雖然亞投行還不能替代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亞洲開發銀行，但從如此多的美國“小夥伴”不理會美國阻撓而加入亞投行這一行為本身，就可以預知亞投行的潛能。即使不是替代性的，遊戲規則也肯定是不一樣的，IMF等既有“國際制度”帶有主權條款的干預主義性質，而亞投行則是合作主義的。

從中國再出發的世界政治正在走出“無人區”，從而形成一種新型的全球治理體系，它與過去300年西方人主導的那套體系不同。在經濟路線上，中國無疑是一種國家主導性的“發展型國家”，如今日中國企業在非洲的運行;在文化上，不同於西方建立在西方中心主義基礎上的“白人優越論”，中國奉行的將是具有傳統民本思想並充滿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理念的“天下觀”;經濟路線和文化主義的互動，帶給世界的必定是合作治理。正是基於這些，我們認為從中國再出發的世界政治秩序必將是一種新型全球治理體系。

這就是世界政治正在發生的變化，舊秩序正在式微，新秩序正在形成。新加坡政府意識到這一“權力轉移”之勢了嗎？“法祖宗之法”固然符合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孝道”，但不能與時俱進反而逆勢而動的政策，則將可能犯下顛覆性錯誤。大國最怕犯戰略性錯誤，比如前述的美國的一連串舉動，可難道“城市國家”新加坡就不怕犯顛覆性錯誤嗎？對世界大勢的迷茫而導致的戰略誤判，會直接影響任何規模的國家的命運。(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