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堯：中菲走近扎破了日本的玻璃心？純屬活該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在與中國領導人會晤時稱：“雖然我們到達北京時已經接近冬天，但是對於我們兩國的關係，卻是一個温暖如春的季節”。杜還表示南海問題留待日後再談。這本是一件有利於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好事，萬萬沒想到竟然刺激到了日本。據報，日政府因此內部不滿情緒蔓延、擔憂加深，並擬敦促菲律賓作為當事國尊重仲裁法院的裁決，挽回劣勢。

二戰中，這個戰敗國在南海地區犯下的反人類罪着實不少，著名的巴丹死亡行軍即是該國“傑作”。而且，日本是南海區域外國家，怎麼會突然對中菲兩國擱置南海爭議這樣的好事如此反感？筆者認為有如下原因：

首先是對遏制中國意圖的落空感到惱羞成怒。攤開亞洲地圖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國。正是因為這樣的地理位置，日本想當然地認為自己是海洋的主人(當然，主人上面是不是還有個大洋彼岸的主人是另一回事)，隨着中國的崛起，維護正當海洋權益的意志與能力日益增強。日本這個海洋的“主人”逐漸感到吃不消——釣魚島的控制權喪失和日本航空自衞隊的戰鬥機在東海上空被中國海軍東海艦隊航空兵分分鐘教做人即是明證，因此想着在其它地方找回損失。為此，日本在中國周邊海域想構築一個針對中國的菱形包圍圈，菲律賓就是這個菱形包圍圈的重要一環。向來以吝嗇著稱的日本不惜向菲律賓提供巡邏艇，並鼓動其利用非法的所謂國際仲裁來對抗中國，而杜特爾特訪華宣佈擱置南海爭議導致日本的意圖落空，怎能不讓這個器小易盈的國家不感到惱羞成怒。

其次是對價值觀外交的挫折感到憤怒。進入新世紀以來，日本政壇中的“海洋派”對“大陸派”更是取得了顯著優勢，歷屆政府幾乎都以發展海洋作為戰略方向。海洋戰略的框架也逐步得到了呈現：在外交上，以促成日美同盟轉型為基點，以“價值觀外交”為壯大陣營之着力點;在軍事上，以強化海洋軍事存在和提升海洋應對能力為重心;在經濟上，以深化亞太經濟戰略合作和突出日本的經濟領導力為導向。安倍首次執政時期，外相麻生太郎提出“價值觀外交”和“自由與繁榮之弧”，並稱之為除日美同盟、國際協調、重視亞洲近鄰關係之外的第四大“外交基軸”。其核心內容，一是積極開展“重視民主、自由、人權、市場經濟等普遍價值”的外交;二是要與擁有共同價值觀和戰略利益的美國、澳大利亞、印度、北約各國密切合作。日本提出價值觀外交，與美國的人權外交、價值觀外交遙相呼應，以此鞏固美日同盟，並塑造同其他民主國家的“我們”認知，凸顯中國在社會制度和價值觀方面的另類，藉此配置國際力量，共同應對中國崛起的挑戰。可是此次菲律賓這個與日本有着相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居然不聽日本的話，與中國在南海問題上擱置爭議，在日本看來，這實在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挫折與羞辱，因此其外交官員以失態的方式發泄其不滿，也算是國際舞台上的一出奇葩的喜劇。

最後是對菲律賓不聽話的震驚。日本儘管是罪孽深重的二戰戰敗國，在亞洲，特別是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犯下了很多駭人聽聞的反人類罪行，但是其罪孽並未得到徹底清算，加上其二戰後經濟崛起，大舉投資東南亞地區，因此對於經濟比較落後的本地區國家享有一種不合適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反映在外交領域就是要求對方服從自己的意志(這一點倒是和美國很相像)。然而此次菲律賓的杜特爾特總統為了國家利益選擇了在南海問題上和中國擱置爭議，這本身無可厚非——這是菲律賓內政，任何國家不得干涉。往大了説也就是中國和菲律賓兩國之間的事情，任何國家和國家集團也無權干預。然而日本大概認為菲律賓必須在這個問題上罔顧自身利益而聽從日本的安排(站在菲律賓的角度而言，這些巡邏艇的要價實在是太高，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尤其是日本的午餐)。然而菲律賓並沒有，於是喜歡將意志強加於人(美國除外)的日本着實感到震驚。從這個角度看，日本的“玻璃心”(儘管這玻璃的顏色不正)屢次被“扎破”，真有點自作自受。

儘管日本對中國與菲律賓兩國首腦圍繞南海問題就擱置爭議達成共識感到憤怒、震驚，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擱置爭議本身符合歷史潮流，更符合該地區人民的利益。時代的發展和演進從來不以日本的意志為轉移。日本與其為這件事情感到傷心憤怒，不如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比如已經5年還沒解決的福島核電站問題，筆者認為那更符合日本國家和民眾的利益。 (作者馬堯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