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稚博：媒體過度商業化讓美國人誤讀世界

隨着全球化及社交媒體的盛行，時政類媒體報道正日益走向商業化和娛樂化。本應聚焦實際政策的美國大選電視辯論淪為雙方針對緋聞、醜事、極端言論而進行相互指責、謾罵甚至誹謗的工具，就是個典型例子。

時政類媒體商業化娛樂化的趨勢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國內公眾對於外交政策的認知，並將國際新聞推向邊緣化。在這種“全新的”媒體環境中，公眾或是加深對於國際事務的固化認知，或是變得越來越漠不關心和無知。以全球媒體商業化和娛樂化的中心——美國為例，以下四個因素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一現象。

其一，根據《新聞研究》期刊的一份調查，市場導向型媒體更傾向於減少對國際事務的關注度及報道。高質量國際新聞往往需要向海外派駐具有豐富經驗和外交政策知識的記者，這使得國際新聞的採集和報道成本很高。由於公眾對於國際新聞的關注較低，受商業利益驅使的美國媒體正逐步降低對於國際新聞的報道規模及經費。

據筆者觀察，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部分美國媒體對於海外事務的報道質量下降，甚至陷入固化的報道模式。比如，很多西方主流媒體在報道中國當前時政熱點時，受人手和經費限制，往往不進行現場採集，只從圖片庫中篩選與時代脱節的舊照片。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依靠這些媒體獲取信息的美國公眾對於中國的客觀認知。而且在政策的解讀上，“中國通”類型的西方記者的比重正逐步降低。面對中國政府長達幾十頁的政策條文，受時間及語言能力限制，記者很難對政策頒佈有及時準確的理解。他們往往依賴於有限的英文翻譯和其他媒體報道，這大大降低了公眾對於政策理解的深度。有時報道還會陷入斷章取義、捕風捉影的惡性循環。

其二，從消費心理和認知習慣的角度來看，美國公眾長期依靠諷刺、搞笑、誇張的脱口秀節目來獲取內政及外交政策信息及觀點。美國最受歡迎的一檔政治類脱口秀節目“每日秀”的前主持人喬恩·斯圖爾特(John Stewart), 長期是很多美國公眾的意見領袖，多次組織大型政治集會和辯論。“每日秀”在2003年至2012年間，連續十年獲得美國電視節目最高獎項“艾美獎”。其繼任者特雷弗·諾亞(Trevor Noah)無不感嘆道，“接手工作後才發現，他的工作不只是搞笑，而是教育美國大眾”。他驚訝地發現，很多美國公眾習慣從二三十分鐘的娛樂政治節目來獲取新聞信息。在青年人談論時事時，他們也熱衷引用脱口秀主持人的段子作為自己的觀點。

此外，面對時政新聞的過度娛樂化，對於美國公眾來説，陳詞濫調的職業政治家們已經索然無味。這一點對長期厭倦“金錢主導政治”的美國大眾有很強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像“紙牌屋”這樣的政治類影視作品，也進一步加深了美國大眾對“職業”政治家的不信任與質疑。

其三，美國公眾過於依賴單一信息渠道獲取國際事務的信息，部分公眾很少接受來自其他國家，尤其是非盟國的不同觀點。在商業化和信息化的衝擊下，社交媒體已經成為公眾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統計，62%美國成年人通過社交媒體獲取新聞信息，其中接近3/4使用臉譜獲取信息。研究進一步表明，在所有依賴社交媒體獲取信息的人中，64%表示他們只通過一個網站獲取新聞——主要是臉譜，25%表示通過兩個網站了解新聞資訊，只有10%的人表示他們會使用多個信息平台獲取信息。長期單一、片面及碎片化的信息，會使受眾缺乏對國際事務複雜性的認知。

其四，在好萊塢大片的衝擊下，美國公眾長期信奉“無往不勝”的“超級英雄式”人物，相信他們可以在最後時刻“戲劇性地”創造奇蹟。這導致部分美國公眾對於外交政策的理解非黑即白，非敵即友，往往陷入暴力解決或是孤立隔絕的簡單邏輯。不僅如此，美國影視作品對於其他國家領導人及公眾的刻畫長期呈現出臉譜化、標籤化的傾向，很有誤導性。

此外，美國的基礎教育並不注重對世界歷史的通識教育。這導致大部分未經高等教育的公眾缺乏對其他國家制度、文化和社會的基本知識。歷史教育的缺失也使得部分美國年輕人缺少對其他國家的尊重、關注及同情。

這些因素都暴露了時政類媒體過度商業化和娛樂化所帶來的隱患。特朗普從共和黨候選人中脱穎而出就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案例。

特朗普本身就是娛樂紅人，曾製作金牌電視節目《學徒》，收視率屢創當時市場新高。熟諳商業媒體和大眾消費心理的特朗普，用推銷全新產品的辦法，包裝自己成為最有力的總統候選人。準確的市場定位，不同於職業政治家的“產品差異性”，精短的廣告語，幾乎無所不在又很有視覺衝擊的“特朗普”品牌，不厭其煩的反覆傳播，每一項都能進入經典的商業品牌和市場營銷案例。

雖然政見不同，受商業利益驅使的美國媒體，為追求點擊率、收視率和廣告收入，還是迎合大眾的消費心理，對特朗普進行鋪天蓋地的報道，陷入無法自拔的惡性循環。

如果特朗普在11月大選中取勝，他恐怕得感謝美國媒體的過度商業化和大眾認知的過度娛樂化提供的“一臂之力”。(作者是駐美國際機構工作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