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税改革要減輕工薪階層的負擔

忽略不同城市收入水平差異，忽略不同城市生活成本的高低不同，忽略收入水平的增長來談高收入，必然有失公平性和科學性。

近日，國務院印發《關於激發重點羣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意見提出要進一步減輕中等以下收入者的税負，同時適當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税收調節力度，堵塞高收入者非正規收入渠道，發揮收入調節功能。

之後，有媒體報道稱，年收入12萬元的即可稱為高收入羣體，將在個税改革短期和中期目標階段被重點調控。很快，財政部、國家税務總局專家闢謠説，這一觀點是誤讀，12萬元不是劃分高低收入人羣的界限。

其實，歷次的個税修正以及財政部和國家税務總局的諸多文件，都沒有過把年收入12萬以上人羣劃定為高收入羣體的説法，但眾多人仍然擔憂自己“被高收入”，這就説明，個税改革承載着公眾對收入分配公平性的期待。

個人所得税作為調節收入分配的工具，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手段。長期以來，由於免徵額偏低，徵收方式不合理，個税時常被批評為“劫貧濟富”的“工薪税”。個税關係到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改革呼聲一直很高。降低中等以下收入者税負，適當加大對高收入者的調節力度，堵塞非正規收入渠道，毋庸置疑是個税改革的方向，值得肯定和期待。

由於東中西部經濟社會發展差距很大，居民收入水平也存在很大差異，如何定義高收入必然引發爭議。比如在三四線城市，年薪十幾萬元可以算得上高收入，但在“北上廣深”以及多數二線城市，年薪十幾萬元並不高。以一個在北京租房的年輕人為例。在北五環外的回龍觀，租一個10多平方米的小單間，月租金就得2000元出頭。如果不想每天花兩三個小時在路上，而選擇在公司附近租房，房租恐怕將佔到工資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如果是有房一族，情況就更加複雜了，説不定年薪十幾萬元剛夠還房貸。那麼，將這一收入羣體界定為高收入，顯然並不合理。

如何定義高收入羣體，應該隨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斷變化，並且要考慮不同地區的收入水平差距。忽略不同城市收入水平差異，忽略不同城市生活成本的高低不同，忽略收入水平的增長來談高收入，必然有失公平和科學。

個税改革並不只是單純提高免徵額、調整税率，關鍵還在於建立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税制度，引入差別扣除項目，比如，滿足基本生活的首套房按揭貸款利息，房租支出，家庭贍養老人、撫養子女支出，以及個人職業發展的再教育費用等等。這樣才能夠讓個税改革發揮好調節收入分配，讓廣大民眾感受到個税調節所發揮的公平正義的作用。

而公眾之所以擔憂“被高收入”，還在於現行個税徵收方式不合理。由於我國個税的收繳基本靠企事業單位工資發放環節的事前扣除。對於通過多元化途徑取得真正高收入的羣體來説，很容易避税。中國社科院今年5月發表的藍皮書指出，高收入羣體實際繳納的税額非常低，很多高收入納税人甚至不繳納任何個人所得税。最後，個税税負大部分落到了收入單一的工薪階層的人羣身上。所以，改變個税徵收方式，加大對這部分人羣的税收徵繳力度，也應該是個税改革的着力點。

10年前，清華大學教授、社會學家李強提出中國的社會結構是“倒丁字形”，社會中佔多數的是底層。這種社會結構不利於社會穩定，背離共同富裕目標，且是各種社會問題的根源之一。10年後，李強修正了自己的觀點，提出中國已經進入“土字形”社會，原因是中等收入羣體的比例有所提高。而理想的社會結構是“橄欖形”，處於社會底層和頂層的人羣佔少數，中等收入羣體佔多數。建設“橄欖形”社會的重點就是培育中等收入羣體，減少低收入羣體的比重。而要達到這一目標，個税改革也需要進行相應調整。（李一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