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遷致富背後複雜的社會心態

在合理的產權保護制度下，村民理當在城鎮化進程中獲得更公平、更確定的收益期待。這不光指允許個別地區村民能夠因拆遷而致富，而是指所有村民的產權收益，都能擁有更穩定的制度保障。

正在推進城市更新改造的深圳羅湖區水貝村，近日在項目工地上擺了530桌大盆菜宴。不少中介在朋友圈轉發該新聞時評論稱，“這裏的原住村民，每一家賠償最低的接近2億現金，高的未知”，一石激起千層浪。事實真相到底如何？水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負責水貝村城市更新改造項目的京基集團均向記者闢謠稱，上述言論純屬謠言。（《南方都市報》10月25日）

這是繼前不久廣州楊箕村的千桌宴後，再一次引發社會關注的“拆遷致富”神話。針對此前種種傳聞，媒體的後續報道至少澄清了兩個方面：一、水貝村原住村民因為城市化改造所獲得收益固然豐厚，但遠不如傳言所説的那麼高；二、所謂的530桌大盆菜宴，與拆遷並無直接聯繫，實際上，每年重陽節後的第二個週日，都是水貝村吃大盆菜宴的日子。這與其説是一種慶祝，不如説是一種延續已久的傳統。

然而，“拆遷致富”所引發的種種話題，確實耐人尋味。由於房產在當前社會價值與財產衡量體系中所處的絕對主導地位，像水貝村原住村民那樣從拆遷中所獲得的收益，容易被不合理地放大。一方面，輿論聚焦於村民獲得了多少補償，卻有意無意忽略了此前村民與開發商、政府的博弈與抗爭成本；另一方面，多數回遷房不同於可直接入市交易的一般性商品房，後期收益回報仍存在不確定因素；再者，擁有房產並不等於村民在一夜之間就同步實現了市民化，對城市的融入、對都市生活方式的適應，甚至是財富的延續，或都有待考驗。

村民因自家房屋拆遷獲得財產性補償收益，是城鎮化過程中非常正常的現象。應該看到，與楊箕、水貝這些發達地區村民因拆遷和房屋溢價而“一夜暴富”不同，為維護自身財產權益，不少地方的農民仍在進行艱難的博弈與抗爭。在合理的產權保護制度下，村民理當在城鎮化進程中擁有更公平、更確定的收益期待。這不光指允許個別地區村民能夠因拆遷而致富，也是指所有村民的產權收益，都能擁有更穩定的制度保障。

值得審視的是，隨着更多類似水貝村的拆遷致富現象被曝光，媒體的觀察視角、公眾的圍觀心態似乎也在發生變化。過去，身處城市化改造大潮中的村民，往往因被拆遷者和維權者的形象，獲得輿論聲援和同情；而隨着拆遷方式逐步走向文明，關於拆遷，外界輿論則更多的是聚焦於對財富的想象與評議，甚至不乏一些人將拆遷致富等同於坐享其成和不勞而獲，將之與奮鬥對立起來。於是，出現了各種令人咋舌的高額補償傳聞，以及對拆遷致富的種種議論。

對於因拆遷獲益的幸運兒，輿論圍觀的心態正變得複雜起來。一方面，隨着產權意識的增強，人們不得不承認這一收益方式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基於階層固化的焦慮和財產收益的單一化，一部分人因拆遷而致富，又難免讓另一部分人心生某種羨慕、嫉妒甚至是不公之感。具體來説，這種複雜心態的核心，其實並非反感拆遷補償這一收益方式，而反感的是“為什麼不是我”。

在一個正常社會中，財富分配方式與財富觀念就應該是多元化的：一些人大可通過個人奮鬥享受體面的生活，另一些人也完全可以通過財產收益走上富裕之路，兩者並不衝突，都應該獲得認可。聚焦於拆遷致富的輿論，就如一面多稜鏡，不僅映射出社會不同階層關於財富的曖昧態度，也真實反映了財富分配方式失衡背後的複雜社會心態。（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