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鵬：裁量中國經濟需要更合適的尺子

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速增長之後，境內外唱空聲四起。説明中國經濟真實情況、真實邏輯、特定路徑，力挺中國經濟轉型和創新增長，似乎成了一件“不硬氣”的事，而長期唱空者則總那麼理直氣壯。筆者認為，這種現象是有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原因，與經濟理論“西強我弱”緊密關聯。

長期以來，經濟學界把美歐經濟、金融、市場理論當作一把“權威的尺子”，時刻用來測量中國經濟的高低深淺。應該説，作為一個新興經濟體，中國的產業結構、消費結構、人口結構、資源結構等都處於轉型升級進程中，都有其獨特性;而西方經濟學是在冷戰背景下，基於“西方七大製造國”(即今天的“西方七國”前身)產業階段和基本格局、企業制度和社會宏觀治理的基礎不斷發展變化得來的。在西方經濟學權威及其信奉者心目中，大量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蘇聯解體前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應該改造的對象;他們同時認為，如果把這些國家改造了，他們就可以實現“自身全球利益”的最大化。

不過，在發展中國家向傳統發達國家“靠攏”的過程中，不但沒有完全複製傳統西方國家治理模式，甚至形成了與傳統西方國家不同的治理模式，在經濟發展上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一些新興經濟體獲得了經濟上的跨越式發展後，開始謀求全球政治治理的公平正義。七國集團機制與二十國集團機制並存，東盟、非盟以及金磚國家機制的興起，歐盟的擴大和改造，世界貿易組織體系中的博弈，一些國際金融組織被迫改革，都與發展中國家的上述訴求有關。

*這些變化説明，隨着全球經濟格局的巨大改變，基於冷戰舊格局的傳統西方經濟的“數據庫”“模型塔”應該修正了。*比如，在一個國家內部，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例多少是合適的？財政赤字是否一定要低於3%才安全？房屋租售比處於怎樣的區間為宜？再如，中國醫生的醫院所有制是不是一定要變更為兩者分離制？又如，飛機、汽車、石油等跨國企業如何界定其自身利益和進口國的利益？所有這些問題，都要落腳到這樣兩個問題上：哪些問題是本國發展必然要遭遇的？哪些問題是國際市場分工和博弈造成的？

解答好這些問題，是我們積極面對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所在。西方經濟學在冷戰後的發展，是“帶着優越感向全球進軍”的發展。如果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只會拿着西方經濟學的尺子測量自己的高低深淺，不研究全球博弈大邏輯，過度依賴這把尺子，不自卑連連才是怪事。

中國崛起已經打破了傳統西方經濟學的一些陳規陋矩，“全球化的經濟學”應該充分納入中國崛起因素，充分納入新興大國與傳統大國既博弈又合作的要件，否則，很可能陷入既不能很好地解釋自己，也不能很好地解釋中國的窘境。

我們今天看到的經濟學家不能理直氣壯挺中國經濟的現象，本質上是 缺乏自己的理論武器。以這樣的經濟學理念分析中國，就是冷冰冰的經濟學，是沒有温度的經濟學。要改變追隨西方經濟學信號彈，簡單借用西方經濟理論架構的做法，須知，從根子上説，西方理論的架構者不可能為新興國家的根本利益着想。

在參與全球化進程中，我們宜堅持鑄造中國獨立處世模式，由跟隨轉變為積極參與、協商以至部分領導。堅定維護自身發展利益，從理論上、制度上、實踐上破除迷信。(作者是證券日報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