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藍領”需要包容的生存環境

日前，趕集網與數字100市場調研公司聯合發佈了《95後新藍領現狀報告》，報告顯示，95後新藍領羣體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大多是高中水平，收入水平整體較低，平均薪資為3417元，工作強度卻整體偏大，基礎福利待遇不完善，多數不滿現狀，創業意願強。在城市中生活的他們多數選擇蝸居，在日益攀高的生活成本面前，承受着經濟與心理的雙重壓力。

此前，由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聯合螞蟻金服商學院、清研智庫三方共同完成的《新藍領財商認知及行為調查報告》，首次系統揭示了當前新生代農民工的財商現狀。這項調查顯示，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主體的“新藍領”階層花錢高度有計劃，遠超他們同齡的大學生羣體。同時，他們也渴望接觸財商教育，提升自己的“理財知識和技巧”，這些特徵凸顯新藍領階層對融入城市、儘快“市民化”的訴求。

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村人口進城打工已不再是稀罕事，他們遊走在城市的各個服務行業，提供家政、快遞、維修、美容、保險經紀等生活服務；有別於新生代農民工，他們遠離勞動密集型企業，普遍有一技之長，能解決城市生活各種現實需求；他們年輕有活力，熱愛城市生活，同時又期望改變城市底層勞動者的身份。然而，大批的新藍領湧入城市打工，為城市帶來效益的同時，自身的發展令人擔憂。

根據天貓商城的調查，城市“新藍領”與城市白領消費能力相當，且在3C（計算機、通訊和消費電子產品）市場，“新藍領”消費需求更旺。他們月收入在4000至8000元之間。儘管收入高於一般打工者的城市“新藍領”被視為中等收入羣體的後備軍，但因在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等方面不能享有和市民同等的地位，他們很難融入城市生活。

對於大多數户籍並不在城市的“新藍領”來説，匹敵白領的收入和消費水平，並不意味着他們能夠像白領那樣享受城市生活。因缺乏社會保障，他們總感覺自己是城市裏的“漂一族”。一方面，新藍領處於社會的底層，工作性質本身導致勞動時間長，強度大，城市不能沒有這些新藍領的艱辛付出，但進入城市也意味着新藍領就被席捲進城市生活的風暴之中，即便不是新藍領，也存在“房奴”與“孩奴”，更何況無依無靠的新藍領，沒有太多的社會關係資源，只能用辛勞的工作換取回報，只能把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參與到這場“拼娃”大戰中，不是他們所想，而是壓力所迫。

與城市白領、公務員甚至國企員工相比，“新藍領”獲取的資源更少，“往上爬”的通道更窄。一方面，當“新藍領”對所從事的工作沒有興趣或缺乏動機，但是為了養家餬口又不得不為之時，就會產生厭倦、排斥情緒，身心陷入疲憊狀態，工作績效將會明顯降低。另一方面，一些“新藍領”長期從事簡單、重複性的勞動，在收入增長乏力、上升通道不暢、正向激勵不足的情況下，往往會對工作心生厭倦，喪失積極性和進取心，“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長此以往，這或將導致社會勞動效率低下，也不利於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源開發。

隨着城市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新藍領羣體日益崛起併成為職場中不可小覷的力量。對於這股力量我們要予以支持和幫助，幫助他們在這個城市裏紮根了，我們的經濟水平才能真正得到提升。沒有户口，沒有住房，沒有知心朋友，甚至沒有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使他們放棄在城市拼搏選擇歸鄉的最後一根稻草，並不是城市的生存壓力，而是未來進入更高生活水平的希望越來越渺茫。雖説“新藍領”在城市生活首要任務是儘可能地多掙錢，改善生活質量，但往往得從事勞動強度大、精神壓力突出的工作，這讓新藍領們身心交瘁，疲於奔命。

因此，城市要加強向心力和凝聚力，就必須在為新市民解壓時，率先考慮到壓力最大的人羣，就應該是新藍領羣體，特別是在對“新藍領”養老和子女教育等方面，增加必要的投入，使得“新藍領”在養老、子女教育等方面多省點心，儘量減少他們的體力和精神透支，這樣的城市才更具包容精神。（吳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