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推動中國人口結構成功轉型

10月剛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鑑2016》顯示：2015年，中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育齡期間每名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數)僅為1.047，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另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2010年到2014年的平均生育率僅1.2，學界公認的世代更替水平為2.2。某種程度上説，生育率持續低迷已成為中國人口結構的新常態。

究其原因，在於全國很多地區和人口已進入極晚婚—極晚育與生育意願很低—生育成本很高並存的婚育模式。實施“單獨二孩”以來，全國符合政策條件的夫婦有1100多萬對，但截至2015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請的只有169萬對，佔比15.4%。

儘管全面二孩政策於2016年1月1日開始實施，但適齡人口二孩生育潛力的完全釋放尚需時日。全面二孩政策雖從字面上看，與“單獨兩孩”的目標人羣不同，但由於非獨夫婦集中在“60後”“70後”，絕大多數已經錯過適齡生育時機，處在“想生而不能生、想生而不敢生”的窘境，“80後”“90後”則處於“能生而不想生、能生而不敢生”的糾結狀態。例如，遼寧省2016年初的調查發現，有二孩生育意願的夫婦至多不過20%，意願生育水平在1.0-1.2之間，實際生育率可能更低。可以説，低生育文化和高生育成本共同促成了持續的低生育率格局。

多子多福的生育文化僅屬於前計劃生育的傳統中國。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在計劃生育政策影響下，獨生子女為主體的生育文化開始形成。根據《社會藍皮書：201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華中南地區育齡人羣的平均理想子女數為2.08個，西南區、華東區和華北區都在1.94-1.95個，而東北地區的生育意願僅為1.76個。

在收入、住房、時間精力等生育成本的作用下，生育意願轉化為生育行動又會打許多折扣。直接的撫育成本和高昂的機會成本疊加在一起，使得不少年輕父母在二孩生育面前望而卻步，害怕做“孩奴”。這導致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人口的平均意願生育水平(理想子女數)大致穩定在1.6-1.8。

不過，今年正式實施的全面二孩政策雖很難實現“願生樂生、應生盡生”的理想效果，但若生育政策能和社會政策實現綜合配套，中國人口結構的成功轉型仍值得期待。

為此，我們一方面需要強化生育服務職能，優化從懷孕到生產的全過程服務體系。為解決大城市建檔牀位緊張的問題，近期措施應是增加產牀，中遠期則要增加婦產科和兒科醫生。國家衞計委10月25日已要求在縣級醫院新增產科牀位8.9萬張，力爭“十三五”時期增加產科醫生和助產士14萬名，今後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同時，應要求高齡備孕者加強孕前、孕中、產前的風險評估。

另一方面需要簡化二孩申報的程序，一切以方便民眾、幫助家庭為上。同時可順應計生改革潮流，變懲罰多生為獎勵多生。

總之，隨着二孩生育潛力的逐步釋放，職能部門可在公共資源配置方面主動適應中國人口結構的新常態(作者是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