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訪名人故居：多少天涯未歸客 盡借籬落看秋風

“素書樓”是國學大師錢穆故居。1967年,已經年逾古稀的錢穆自香港來台擇地建屋,以做隱居終老之處所。

這個位於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72號,記者兩次尋找問路方得以探幽的地方,隱蔽於外雙溪東吳大學的校園內。錢穆在“素書樓”度過了23年,直至1990年遷出,三個月後他闔然辭世。

一個問題始終縈繞於心,為什麼錢穆最後選擇台北作為人生最後的歇腳點?

錢穆在台期間講學著述不斷,“素書樓”一樓客廳便是他講學的地方,一幅當年他在寓所講學的老照片生動反映了這位國學大師神采飛揚,逸興縱情的畫面。在二樓書房,兩側大窗户將蒼松雲海收入眼簾,視線十分開闊——它是記者在台北名人故居所見過最好的書房。

離錢穆故居不遠,在陽明山腳下有張大千故居,在陽明山半山腰有林語堂故居,這兩位文化大家,最終也是在此尋找歸宿。

文學大師林語堂從美國到台北的時候是1966年,那年他71歲了。1976年林語堂去世,那一年,國畫大師張大千遊歷大半個地球后定居台北時已經77歲高齡。

事實上,記者並沒有訪問到張大千故居“摩耶精舍”。曾經有一次,已經來到故居所在小區門口了,卻不得其門而入。參觀張大千故居須提前向台北故宮博物院預約,但聽説張大千故居並沒有他的什麼畫作,最後也便作罷了。

在“摩耶精舍”,晚年張大千有《黃山文筆峯》《晴麓橫雲》《阿里山浮雲》《金箋山水》《峨眉金頂圖》等許多畫作問世;他也時常出席畫展,被上流社會所擁簇。記者曾在台灣歷史博物館三樓“荷風閣”見到早年張大師在此作畫的情景照片,裙裾搖曳,觀者如堵。

早年即名重學林的錢穆,更多流連於自家二樓長廊。據記載,錢穆與夫人時常對坐長廊,“談論當時社會議題及生活所感”,這些夫妻間的閒談內容成為後來他的夫人的《樓廊閒話》。

觀錢穆的“素書樓”,真可用“一園花樹,滿屋山川;無得無失,只此自然”況之。大師一生留下煌煌大作《錢賓四先生文集》五十四巨冊凡一千七百萬言。在台北“素書樓”的歲月裏,錢穆著有《朱子新學案》及《雙溪獨語》等書。

林語堂也有四十餘部作品存世,包括《生活的藝術》《京華煙雲》《吾國吾民》《蘇東坡傳》等。在陽明山的半山腰,他有一幢中西結合的房子,站在陽台上可以俯視山下的城廓,因此他在自家的“有不為齋”便有了更多閒情逸致。

錢穆、林語堂、張大千屬於高士、雅士、名士之流。斯人已逝,空有惆悵。記者曾經多次想到,台北如果沒有他們又如何呢?

還有,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胡適。

日前,記者匆匆去了趟位於台北南港的胡適墓園憑弔。墓園在小山坡上,樹木環抱,其對過就是他曾經擔任過院長的“中央研究院”。胡適自美國歸來,在台北的時光並不長,僅四年時間直到去世。

胡適研究學者周質平認為,“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胡適是一箇中心人物”;“因此,新文化運動所引起的種種結果,都或多或少的歸結到了胡適的身上”。

所謂“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台北竟也成了這位思想大家的歸宿之地。記者以為,胡適之於台北,象徵的意味當更足些吧。

在“老派”的財經官員中,孫運璇與李國鼎在台北、在台灣所經歷的時間比他們要長很多。這兩位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推手,從某種意義上講,是與台灣這座寶島融為一體的。他們之於台北、台灣,卻是另一種“象徵”。

孫運璇曾主掌台灣交通、經濟等事務,後擔任“行政院長”,他是台灣科技產業的主要奠基者,創辦新竹科技工業園、工研院,目前台灣最知名的半導體企業多成長於那個時代。而有着“台灣科技教父”之稱的李國鼎,在台灣經濟起飛階段因在工業、貿易、財政以及高科技產業的卓越貢獻,而被後人追念。

孫運璇、李國鼎之後,台灣的“財經首長”何人庶幾可比?

記者希望通過尋訪他們的蹤跡增加更多的瞭解。於是,便先後在這個城市的曲巷扣開他們的故居大門。

孫、李故居的書房映襯出曾經的主人的學識。亦毫無列外,他們的故居除了單純供遊人探訪參觀外,都闢為科技人文活動的場所。記者每次造訪,均能看到一些活動的訊息。

走在台北街頭,已沒有多少人記得或還了解他們。也或許,那個時代逐漸被這個社會所遺忘?但至少吧,將過往的這些名人雅士、哲人大家、偉人巨匠作為一面鏡子,從他們格物致知,謙沖自牧的品德操守中,反觀台灣這個社會現場。

然而,“多少天涯未歸客,盡借籬落看秋風”。紛亂之中,我們又有多少無奈望着他們離去的背影。(中新社記者 徐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