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漁業糾紛內藏多少無奈？韓或因薩德開始嚴抓

【環球時報記者 範凌志 馮羽 金惠真】5日上午，丹東鴨綠江入海口的東港濃霧漸消，又有一批出海的漁船靠岸了。漁民王軍卸完自己船上的貨，與《環球時報》記者聊起天。回想起今年6月遭韓國海警驅趕的情形，他狠狠地嘬了口煙，眼睛望向海面：“那傢伙，動真槍啊!船上打了幾個眼兒。”王軍説這些話時，威海的鄧女士正為出海打魚的丈夫擔心，他已一個多月沒有音信。最近發生了韓國海警用M60機關槍掃射中國漁船的事件，據稱韓方共打出600至700發子彈。隨着韓國加大針對中國漁民的執法力度，遼東、山東半島的漁民都在焦慮：中韓海域的安全捕魚界線在哪？他們的生路又在何方？更多的人則想知道：為何中國漁民要冒險去遠海捕魚？《中韓漁業協定》到底是怎麼回事？11月初，《環球時報》記者走訪威海、丹東的漁港，試圖為這些問題找到答案。

“從沒像現在這樣抓這麼嚴”

據韓國《朝鮮日報》披露，本月1日被韓方抓扣的兩艘中國漁船是“遼丹漁23049”號和“遼丹漁23050”號。為找尋與這兩艘船有關的線索，《環球時報》記者來到東港市。這裏是中國海岸線上最北端的縣級市，也是丹東絕大多數漁民的所在地。

沿着93.5公里的海岸線找尋線索如大海撈針，記者剛開始的採訪調查並不順利，直到一個老漁民指向旁邊的大平漁港，“去那問問吧”。

記者來到大平漁港負責人尹先生的辦公室。他告訴記者，大平碼頭共有120多艘漁船，分屬不同的船老闆。

最近被扣的漁船是否屬於這裏？尹先生回答説，不能僅憑船號就認為船隻來自大平漁港，“船的原籍可能是東港，但也有可能賣給山東了。由於漁船不能過户，買賣雙方只有私下協議。協議寫明，漁船出事與賣家無關”。

尹先生明顯感覺到，韓國最近突然收緊了對中國漁民的限制，“主要是‘薩德’問題鬧的。以前只是查查證，雖然也出過大事，但總體來説比較融洽，從沒有像現在這樣抓這麼嚴”。

“原來該罰50萬的，現在是100萬。漁船要報廢，船長一般得判刑。”尹先生説到這裏十分氣憤，“韓國現在已經不是正常執法了!他們面對的是手無寸鐵的漁民。”

如何看待韓國海警使用大型武器執法？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海洋法治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劉丹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韓國海警執法的問題從國際法角度看，涉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相關國際法規範，當然各國一般都有對海警進行約束的章程。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73條規定包括：沿海國行使專屬經濟區內的生物資源主權權利時，可採取登臨、檢查、逮捕和進行司法程序等措施，確保相關規定得到遵守;針對被捕船隻及其船員，在提出適當的保證書或其他擔保後，應迅速獲得釋放;沿海國對在專屬經濟區內違反漁業法律和規章的處罰，不得包括監禁，或其他方式的體罰等。

上海海洋大學海洋科學學院副院長、教授唐議對《環球時報》表示，雖然上述規定沒有明確提到武力使用問題，但總體來説，對沿海國的執法行動是有約束的，包括避免對人身的限制或懲處。在法理上，專屬經濟區是一個針對經濟活動的海域，沿海國的主權權利限於經濟方面，因此對違法者的處罰也應從經濟方面入手。從這點上看，韓方使用武力的做法不符合公約精神。

劉丹表示，一般國際法也是衡量執法是否“過度”、是否“成比例”的標準，包括國際人道和人權法。海警船屬於政府公務船，如果行為造成後果，比如把漁船擊沉或造成人員傷亡，公務船隻的行為要由國家來承擔責任，受害國就可以從國際法角度來進行外交交涉。

在有些韓國媒體看來，中國漁船是氣勢洶洶的“無敵艦隊”。事實上，漁民也就是在討生活。

威海鄧女士擔心的不僅是韓方的執法，還有艱苦的海上生活。“上次，丈夫出海4個月才回來，披頭散髮，把閨女嚇了一跳。”

劉傑(化名)在威海石島港一個船老闆手下當經理。他帶着記者登上一艘剛卸完貨的漁船。腥臭味不必説，漁民的嗅覺似乎已被這種氣味鈍化。在不到十平方米的逼仄空間裏，六七個船員住在這裏。他們睡覺時，頭邊是嵌在地板中的腐魚爛蝦。

“洗澡？”聽到記者問出這麼“不專業”的問題，船員老杜被逗樂了，“帶的淡水就那點兒，洗了喝啥？”

為何要跑那麼遠捕魚？

韓國海警那麼兇，海上生活那麼難，為何漁民還要跑那麼遠去捕魚？

“漁民買船不是貸款就是借高利貸。”尹先生是這麼説的。

幫老闆管理6艘船的劉傑給《環球時報》記者算了一筆賬。以392馬力的中型漁船為例，出海打魚至少需要有兩艘船才能拉網，船價大概1500萬元，再買個捕魚證需要120萬元。

另外，船長工資跟利潤掛鈎，“至少20%的利潤歸船長”。加上十幾個船員，比如一個二級夥計年薪8萬，“滿打滿算，一對船一年得撈夠價值1000萬元的魚才能不賠本。”尹先生説，丹東地區為減少“三無”船隻(無漁船檢驗證書、無漁船登記證書，無中方捕撈許可證)，現在國家不再發證。

漁民面對的問題不止一個。在輾轉幾百公里的採訪中，《環球時報》記者聽到最多的抱怨是，“海里沒魚了”。

就自然條件來説，唐議表示，韓國西海岸附近島礁眾多，海岸線曲折，海流複雜，容易形成良好的漁場。

除了地形，沿海水質也是個問題。“尤其是‘龍頭’(指渤海)的污染很嚴重，現在停止排污，50年能恢復就不錯了!”尹先生説。

尹先生還提到：“中國漁民使用的是網眼很小的網，兩條船牽着追魚跑，很容易跑遠;朝鮮是‘守株待兔’式的撐開網等魚;而韓國則是用魚鈎釣魚。”

複雜的水域劃分

令《環球時報》記者印象十分深刻的是，尹先生談到韓國掃射中國漁船一事突然來了情緒，起身指着牆上的地圖説道：“現在中韓海域沒有明確界線，漁民經常拿東經124°00′作為參照。”

尹先生對韓國此次執法的區域存有疑問。他稱：“這次中國漁船被抓扣的地點是東經124°02′，這裏應該是兩國可以正常捕魚的區域。”他認為，“最近中韓關係不好，韓國把心理界線往西壓縮了”。

中韓之間的海域寬度不足400海里，從而產生了中韓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海洋劃界問題。由於雙方在劃界原則主張上的分歧，海洋劃界協議在短期內難以達成。然而，漁業問題對中韓都非常重要。在此背景下，雙方先就漁業問題進行談判。

2001年，《中韓漁業協定》正式生效。協定有效期為5年，期滿後可隨時終止。根據協定，在大致北緯37°00′-32°11′、東經127°00′-124°30′之間的範圍確立中韓“暫定措施水域”。在該水域，由中韓漁業聯合委員會協商決定水域內生物資源的養護措施和量的管理措施。另外，雙方各自管理己方漁業活動。

“暫定措施水域”西側按中國專屬經濟區制度對漁業進行管理，東側按韓國的。根據互惠原則，中韓均准許另一方的國民及漁船到本國專屬經濟區從事漁業活動。雙方應向另一方漁船頒發入漁許可證。到另一方專屬經濟區從事漁業活動應遵守協定的有關規定及對方的有關法令。雙方每年決定另一方漁民在本國管理的專屬經濟區內的可捕魚種、漁獲配額、作業區域及其他作業條件。

唐議介紹説，另外還有“維持現有活動水域”，比如“暫定措施水域”以北、東經124°西側的水域，韓方在此不得對中方漁船執法。

漁業協定的相關規定，在一些漁民看來彷彿“天書”。漁民王軍對記者説：“咱哪懂那個？現在船上的儀器那真叫先進，哪有魚一下就能看出來，咱就攆着魚跑，跑着跑着就碰上韓國人了，五六艘船在那等着。”

劉傑告訴記者，其實，漁船上也裝有可以監控到韓國海警船的雷達，但漁民一般不敢開，“開着雷達，自己也就暴露了，所以只能蒙着眼撞大運”。

中方做了大量工作

對於漁民出海，中方漁政部門如何管理？《環球時報》記者走訪了威海榮成市海洋與漁業執法大隊某中隊，一名工作人員介紹説：“對於正規漁船，我們用北斗系統進行24小時監控，隨時提醒漁船，赴韓方一側水域必須合法捕撈，遇到韓國海警要配合檢查，不要發生衝突。”

該工作人員表示，如果有漁船沒有入漁證卻闖入需經許可才能進入的區域，中方會立刻提醒漁船回來，“當然肯定有無證漁船出海偷魚，但這是極少數，國家在嚴厲打擊”。

對於漁民有關“捕魚證要花大價錢”的説法，這名漁政工作人員説，國家發放捕魚許可不收錢，但現在漁民都在私下交易轉手，把價格炒起來了。“比如，省裏今年給了300艘入韓方過渡水域捕魚的資格，我們採用什麼辦法呢？抓鬮，這非常公平。如果漁民要轉賣，一定要向我們報備。”

根據農業部辦公廳《關於2016年實施中韓漁業協定有關問題的通知》，2016年韓國許可我國漁船進入韓國專屬經濟區管理水域的作業船數為1600艘。

“入漁的船隻數量基本呈遞減趨勢。”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副所長李國強對《環球時報》説，“以前最多時能達到四五千艘。”

為解決問題，唐議認為，從立法角度看，應儘快推進《漁業法》的修改，完善國內捕撈業管理的法律制度。劉丹説，治理環境污染需要中國自己下內功，比如有關《海洋環境保護法》等修法工作，這是長期解決漁業資源匱乏、解決漁業糾紛治標又治本的辦法。

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的專家説到落實相關措施時，也都提到存在一定困難。唐議表示，漁船數目龐大，大多時間在海上，很少靠岸，或者靠岸後很快離開。劉丹認為，從各國海上合作經驗看，聯合巡航是解決中韓漁業糾紛比較好的辦法之一，“但這取決於政治意願。現在由於‘薩德’問題和韓國政治環境，解決的氣氛不是很好，不是能短期解決這麼簡單”。

漁民轉產轉業是經常被提及的措施，但他們受技能所限也是難題。李國強提到：“漁民一般沒有土地。即使他們轉產轉業，也可能導致運輸、冷凍、貯存等整個產業鏈的動盪。”

唐議強調，漁業糾紛有歷史形成的深刻社會、經濟等原因，不能簡單認為加強執法就能解決問題，嚴厲的執法可能產生更為激烈的新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