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都沒做好垃圾分類， 真的不能只怪民眾

據媒體報道，從2000年6月起，我國在北京、上海、南京等8個城市進行垃圾分類收集試點。至今試點已經推行了16年，有的地方已成為“一紙空文”，有的雖然出台了各項措施引導垃圾分類，但效果不明顯。

就當前公眾普遍的居家生活經驗，其實垃圾大多就分為兩類：可以賣的和沒人要的。所以，廣州才會冒出“能賣拿去賣”的獨特口號。然而，按照嚴格定義可回收與不可回收、有毒，分類就變成了腦筋急轉彎。紙類、金屬、玻璃、塑料製品、飲料瓶等可回收，卻遠遠大於收買佬要的範圍。廢舊小家電能賣，卻不一定屬於可回收物，因為某些可能含有害化學物質，屬於“有害垃圾”。

國內公共場合往往考慮到路人步行速度，不會分出三四個垃圾分類桶出來。公眾也沒有在垃圾桶前細細端詳、認真分類的習慣。至於居家就更是如此了。政府再如何倡導，居民在家也很難會分設兩三個垃圾桶。更直接的，垃圾在送往環衞垃圾車的鏈條中，早就被無數次混裝在一起了，分類已然失去了意義。當公眾對此都已經心知肚明時，垃圾分類就更像是一種抽象禮儀。

當前城市管理的粗放型節奏，都或多或少在加深公眾對精細化投放垃圾的不耐煩。比如有關部門的垃圾壓縮站，其附近總是臭氣熏天污水橫流。垃圾車裝載垃圾，工人洗垃圾桶，大多成了就地排污的過程，這種情形在廣州各處並不鮮見。相比之下，諸如台灣、香港、日本等地的垃圾分類能做得如此精細，前提是城市環境管理高度精細化，這幾個城市在某些細節上往往令人驚歎不已。即使站在垃圾壓縮站前都難以聞到異味，這種水平在內地恐怕不是幾年內可以做到的。

可見，有怎麼樣的公共管理，就會催生出怎麼樣的公民習慣。有什麼樣的大環境，就會培養出什麼樣的公眾行為。在五星級酒店裏，是很難見到亂吐亂丟的行為，大家會出奇的自律；但換作在老火車站，面對髒亂異味的環境，反而會刺激其拋棄行為，更為不可收拾。同樣，垃圾分類作為一種需要耐心和愛心的行為，是個人文明升級的表現。但在灰塵漫天、尾氣包圍、滿地樹葉的街邊，人們的文明程度只會大打折扣。

去年9月，被稱為廣州垃圾分類最嚴措施的《廣州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規定》正式實施，個人不執行垃圾分類相關規定，將被罰款200元至500元，單位則會被罰款500元至5萬元不等。本來官方以為罰款能提升大家的注意力和自律性。然而，怎麼罰，誰來罰，罰不罰由誰來定？至今都是一個不清不楚的狀態。通過罰款倒逼大家學習垃圾分類，這個效果目前還看不到。

究其原因，罰款的有效性，往往只能針對明確身份且可以追溯的羣體。比如交通罰款能奏效，是因為機動車都逃不掉年審。相比之下，面對散漫的人羣，想罰人家丟垃圾不分類，其難度就和公共場所對抽煙開罰一樣，執法成本極高效果卻極低下。

如果垃圾分類是解決垃圾圍城的出路，那麼來自政府層面長期的薰陶、教育、輔助，大量的人力、設施的幫助和引導，才是更重要的。

對比數十年前，我們的路面環境確實有了很大改善，但這不是罰款而出來的結果，而是市民長期潛移默化，且有大量環衞工和環衞設備跟進達成的。既然國民素質上升緩慢，精細化管理遠不達標，垃圾分類就只能是漫長工程。哪怕有幾個好的示範點，也暫時難以改變上述的國情現實。(耀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