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軍轉民：從盲目漫天撒網到自覺成就卓越

原題：中國軍轉民：回顧與展望(本文有刪節)

作者：劉戟鋒 石海明

劉戟鋒：少將，國防科技大學智庫副主任、軍事高科技培訓學院原院長，教授、博導，國家“四個一批”優秀理論工作者，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理事。

石海明：國防科技大學國防科技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國防科技》雜誌編委，中國軍視網特約評論員，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研究員，遠望智庫特約研究員。

記者：既然談到軍轉民，記得您曾經對此類問題有過系統的研究。

答：談不上系統研究，只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曾因為工作的關係，持續關注過一段時間，並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撰寫過一些論文。我國過去在軍轉民方面也曾有過很好的經驗，但總的來説，由於種種原因客觀割裂了軍民關係，結果使本來就十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未能充分發揮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軍工部門貫徹“軍民結合、平戰結合、軍品優先、以民養軍”的方針，已使軍事技術的發展出現了新的轉機。但也應看到，由於過去沿襲下來的軍民之間的人為籬笆尚未完全打破，特別是有不少人還存在着把軍事技術轉移僅僅看作權宜之計，而不是一項具有深遠影響的戰略舉措的認識，這種認識無論是對我國軍事技術還是民用技術的發展，都是有害無益的。

記者：就您的研究來看，我國軍轉民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有什麼不同嗎？

答：這需要基於一個大時段、大尺度的考量才能看得出來。這樣説吧，20世紀科學技術的發展，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一方面是戰爭機器藉助科學技術的力量，曾經肆虐為災難性的惡魔，這就是以兩次世界大戰為代表的一連串殘酷戰爭的爆發;另一方面是人類在理性的控制下，自覺地將已經走上軍事軌道的科學技術轉向和平利用，這就形成了一項鑄劍為犁的曠古偉業——軍轉民。當然，科學技術應用於不同領域的結果，説明它既可能是毀滅力，也可能是創造力，在將毀滅力轉化為創造力的過程中，中國的經驗之所以特別引人注目，是因為它不但在理論上深刻地反映了鄧小平的軍民結合思想，為冷戰後時代的到來作了具有遠見卓識的戰略導向，而且在實踐上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從而莊嚴地宣告了軍民分割歷史的終結。

記者：如此説來，我國軍轉民首先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

答：我國現代大規模的軍轉民工作開始於1979年，這是我國決策層對當時國際國內形勢所作出的先聲奪人的戰略性反應的結果。因為，當代我國的國防科技工業，經過解放後幾十年的艱苦建設，到70年代末，已形成一個功能齊全、設施配套、佈局合理、隊伍龐大的相對獨立體系。這個體系對於增強新中國的綜合國力，對於捍衞國家獨立主權與安全，對於維護世界和平，都曾作出了功不可沒的歷史性貢獻。

但與此同時，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也出現了一些極富挑戰性的新變化：從國際形勢來看，隨着70年代以來軍備控制代替軍備競賽、對話代替對抗的歷史性潮流的形成，表明和平與發展已成為世界的主題，新的世界大戰可以推遲甚至避免;從國內形勢來看，由於1978年之後，我國的國家戰略重點已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往處於戰時體制的國防建設相應確立了服從新時期國家經濟建設大局的新的指導方針。這樣一來，我們龐大的國防工業便面臨着一個十分尖鋭的生存矛盾，即一方面，隨着國防工業體系的建立，三線建設的完成，軍工生產能力成倍增長;另一方面是軍品訂貨急劇下降，在生產能力與社會需求之間出現了嚴重的不平衡。

記者：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我國領導人為我國的國防科技工業制定了“軍民結合”的方針。

答：按照“軍民結合”方針的要求，軍轉民就是要對國防資源進行和平開發，實質上是對國防系統的生產要素進行分解和重組，力求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它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即物資資源商品化，設備資源彈性化，技術資源產業化，人力資源通用化和市場資源多元化。當然，這五個方面是相互聯繫的。由於過去國防系統的過量積累，既造成了設備、技術、人才的孤立，也導致了國防物資用品的嚴重積壓與市場的封閉，這種狀況很不適應新時期國家的戰略要求，也不利於國防科技工業系統自身的發展。

於是，如何挖掘設備、技術、人才的潛力，使之由單純服務於國防建設，轉向同時也服務於國民經濟建設，開拓國際國內的民品市場，形成國防經濟與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便成了國防科技工業系統面臨的重要任務。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從1979年開始，我國龐大的國防科技工業系統應變新形勢的結果，終於匯成了世界現代史上蔚為壯觀的軍轉民洪流。

記者：在這一歷史轉型過程中，我國主要經歷了哪些階段呢？

答：十幾年來，軍轉民在我國的發展主要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被迫推向市場階段;第二個階段是納入國家計劃階段。具體而言，隨着國家戰略重點的轉移，從1979年起，國防軍工生產任務大幅度下降，致使許多軍工企業，特別是一些停建、緩建的三線軍工企業陷入了停產、半停產的困境。為了渡過難關，解決吃飯問題，不少軍工企業被迫走上軍轉民道路。

這個階段軍轉民的特點是漫天撒網，缺乏遠見，盲目性很大。一方面不少企業把軍轉民只看作是解決眼前困難的權益之計，另一方面許多企業都把眼光盯在當時的一些緊俏商品上，爭上自行車、電風扇、縫紉機等產品。由於沒有充分發揮軍工企業的技術優勢，上的產品大都是低檔大路貨，成本高，缺乏競爭力，上得快，下得也快。

到1982年，軍轉民工作仍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隨後，從1983年起，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國防科工委聯合對軍工企業的民品開發進行了規劃。國務院還召開了專題研究我國軍轉民的常務會議，指出軍工企業搞民品生產、技術轉讓，不是為了找飯吃，是要為國民經濟服務，這不是權益之計，而是長期方針。

1986年，國務院、中央軍委調整了軍工管理體制，為軍工企業的民品生產納入國家統籌規劃和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創造了有利條件，解決了國防科技工業在上層管理體制上長期存在的軍民分離的弊端。1990年，我國的軍轉民又從局部行業性方針上升到國家發展戰略層次。在這個階段，廣大軍工企業普遍扭轉了單純依靠軍品的思想，提高了軍轉民的自覺性。軍工企業的民品生產被迫納入國民經濟發展的計劃軌道，而軍工企業通過大力開發高新技術產品和產業，也避免了與民爭飯吃的現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

記者：從1979年到1995年，我國軍轉民在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時，也存在諸多困難吧？

答：是的，當時在《中國軍轉民：回顧與展望》一文中，我從地理、技術、體制、政策及觀念五個方面分析了導致軍轉民困難的原因，並提出在思想觀念方面，我國軍工部門和企業必須徹底打破傳統的“等靠要”思維模式，樹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一系列新的觀念意識，這就是戰略意識、自主意識、競爭意識、市場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