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會“返利”，強化人口紅利

何鼎鼎：最近，三條與人口相關的新聞引人關注：一是據《中國統計年鑑2016》顯示，2015年中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047；二是據衞計委發佈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6》顯示，1980年以來，東三省小學在校生數量減少超800萬；三是湖北省宜昌市為實施“全面二孩”致信全市機關事業單位黨團員，但公開信一出來就深陷輿論漩渦。不難發現，全國人口增長放緩，一些地方生育率趨低，人口增長停滯甚至負增長已經成為發展掣肘之一。相應地，全社會的心態也在發生微妙的變化。

張砥：1.047，讓不少人震驚，這意味着一對夫妻只生了1個小孩，遠低於人口更替水平。有人質疑“全國百分之一人口普查”的抽樣準確性，因為與計生委數據出入不小，但即使只看趨勢，生育意願的下降也是顯而易見的。以前人們講“三十而立”“壯而有室”，生育，是作為社會人的開始，但現在卻變成了一種結果。有人笑談，沒車沒房沒户口，不敢生；沒幾十萬年薪，不好養。最後，物質條件充盈了，思想準備到位了，卻過了最佳生育年齡。扭轉這一局面，單靠長輩的耳邊風是不夠的，光靠政策放開似乎也不夠，關鍵要在宏觀政策供給上形成合力，給予生育更多的激勵與關懷。

何鼎鼎：“關懷”二字切中要害，關懷意味着政策不只是將人口當作紅利，也要學會“返利”。從發達國家普遍經驗看，“生生不息”的時代過去了，少子化是趨勢，但這並不意味着調整生育政策無意義。中國能否跨越“低生育陷阱”，恐怕還要靠政策全面持續的對接與關懷。比如，為獲得一個“二孩指標”，有銀行的職員竟要排隊好幾年，其中顯現出單位用人無奈與個人職場壓力，如果沒有實質性調和手段，生育積極性只會在無形中被挫傷。

張砥：人口從來都是增長的核心命題，但當我們談人口紅利時，也不單單指向人口規模。知識經濟時代，一個國家的發展後勁，越來越取決於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和人力資本的積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問題不是生育率太低，而是如何培育吸附更優秀的人才。其實，人口政策從重“量”轉向重“質”，同樣會激發人口紅利。如果人口結構之變能形成倒逼機制，促使我們從重物輕人式的投資轉向投資於人的全面發展，從重數量輕技能的人才培養轉向重視勞動者能力建設，就能鍛造出一支適應產業結構變化的勞動者隊伍，為實現更高質量、更高水平、更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何鼎鼎：人口數量與人口質量，辨析很多年了，其實圍繞人口增長的張力可以總結出不少，以至於有人説理解了人口問題也就理解了中國。你看，計劃生育依然是基本國策，但勞動力短缺、失獨家庭風險、老齡社會危機、城市競爭力衰退也因之而起。從區域差異看，特大城市疏解人口的壓力很突出，但諸如東北等地防止人口負增長的焦慮也已出現。我們的人口政策怎樣更加完善？需要有差異化的人口政策嗎？各種爭論還很多。

張砥：歸根到底，生兒育女是夫妻的事、家庭的事，也是社會的事、國家的事。生育管理是一門與歷史有關，更關係未來發展的科學，需要全面提升各環節的治理和服務水平。除了簡化手續，更要在產假制度、津貼制度、工作安排以及托育服務等方面及時調整、做出傾斜，最大限度消除人們對生育的牴觸心理。一方面，要補齊短板，最大限度滿足新增的公共服務需求；另一方面，要管控好可能出現的風險，加強出生人口動態監測，防止出生人口大幅波動。管理與激勵雙管齊下，才能把好事辦出好效果。（對話人：何鼎鼎 人民日報評論員 張砥 北京日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