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重交通違法納入徵信，這個可以有

設置一個制度緩衝期，從重點環節抓起，逐漸培養民眾的文明習慣，是比較穩妥的做法。嚴重交通違法行為，將納入個人不良徵信記錄，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提醒和警戒。

記者從日前召開的全國公安部交通管理工作會上獲悉，駕駛人嚴重交通違法、責任事故信息將納入個人不良徵信記錄，根據信用評定差異予以相應的激勵、警示和懲戒。

傳統意義上的個人徵信，主要涉及銀行金融領域，以個人消費信貸為主。隨着社會的發展，個人徵信的外延也在不斷擴大，不再侷限於信用記錄等數據。以交通違法為例，深圳等多個地方已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並且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

相比於地方，公安部的尺度有所放寬，納入個人不良徵信記錄的信息僅僅包括“嚴重交通違法、責任事故”，體現了制度的靈活性。不是説輕微的交通違法行為不重要，而是基於一種現實的考量。我國是汽車大國，但相應的汽車文明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交通違法行為還比較普遍，如果所有違法記錄都納入個人徵信，數據量太大，管理的成本和難度都會很高。當然，

作為一種制度嘗試，也要考慮公眾接受度的問題，過度激進可能引發民意反彈，畢竟納入個人徵信會產生一定的負面效應。設置一個制度緩衝期，從重點環節抓起，逐漸培養民眾的文明習慣，是比較穩妥的做法。

形象點説，個人徵信記錄就像是公民的信用身份證。居民身份證記錄的是個人的靜態信息，而信用身份證記錄的則是個人的動態信息。完善的個人徵信系統，就相當於建立了一個大數據信息庫，可以實現對社會的量化管理。眾所周知，越是發達的國家，信用程度越高。最典型的就是美國，簡直就是一個信用社會，信用良好的公民可以享受各種社會福利，而失信嚴重的公民則可能寸步難行。

現代社會是一個高風險社會。這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很多人強調個人自由和個性解放，而忽視了自由是有限度的，應以不損害他人和社會公共利益為邊界;另一方面，由於缺乏良性的約束機制，當然也包括法律法規本身的不健全，比如執行難的問題，在社會、經濟等領域，失信行為仍然大量存在，最突出的就是“老賴”現象。也因此，極大地抬高了人與人之間的交際成本，進而拉低了社會運行的效率。

個人徵信系統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把利器。個人徵信記錄本身並不會評價一個人的信用好壞，它只是客觀記錄個人信用的真實情況，從而實現對個人信用“定位”的作用。這實際上是一種“數目字管理”，不帶主觀評價和偏見，因而能更加真實、準確地反映一個人的信用等級，也更利於別人做出判斷。從熟人社會向契約社會的轉型，信用是核心要素。也因此，打破行業限制，讓個人徵信適用更多領域是十分必要的。比如嚴重交通違法行為，過去只是“一次性”處罰，將之納入個人不良徵信記錄，就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提醒和警戒。（吳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