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台灣的經濟困境還有出路嗎？

唐永紅教授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經濟平台執行長、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唐永紅教授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9月號發表專文*《當前台灣經濟發展的困境與出路》*，作者認為：“在當前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下，台灣社會經濟發展在根本上有賴於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有賴於兩岸經濟關係的持續發展，有賴於台灣對外經濟空間的儘速拓展。沒有穩定和平發展的兩岸關係，台灣經濟體將進一步邊緣化，要素資源必將進一步淨流出，產業創新與結構轉型必將進一步放緩，台灣經濟必將進一步空洞化並沉淪，貧富差距必將進一步擴大，階層矛盾必將進一步深化。屆時，台灣經濟將可能在‘悶經濟’中窒息。而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兩岸經濟關係的持續發展、台灣對外經濟空間的儘速拓展，有賴於台灣民進黨當局接受‘九二共識’的核心意涵，認同‘兩岸同屬一個國家’。否則，無疑將動搖海峽兩岸和平穩定與合作交流的政治基礎。而在當前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下，兩岸關係不穩，台灣經濟難以好轉。”文章內容如下：

台灣經濟成長以2000年為節點：在2000年之前為高速成長時期，從1962-2000年年均成長率高達8.6%，不僅成長為亞洲“四小龍”之首，而且創造了“均富社會”的“發展奇蹟”；在2000年之後則進入了總體上趨於逐漸減速和貧富分化加大的低速成長階段。2001-2015年台灣GDP年均成長率約為3.7%，較之於1962-2000年，已是天壤之別。原因何在？當前面臨發展困境的台灣經濟的根本出路又何在？

台灣經濟發展需要有效進行全球化運作

眾所周知，台灣自身是一個有着較好的國際經濟區位，但資源、腹地、市場相對有限的淺碟型的小型島嶼經濟體。因此，台灣經濟發展需要在投入端和產出端實施較之於大型經濟體更加自由化與便利化的經貿政策措施，以型塑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發展環境，並可以有效進行國際化（全球化）運作，克服經濟發展面臨的島內資源要素與市場規模的侷限與約束。在投入端，台灣需要通過較之於大型經濟體更加自由化與便利化的開放政策措施，優化投資環境，吸引國際直接投資（FDI），整合善用島內外資源要素。在產出端，台灣需要通過與其他經濟體簽訂自由貿易等雙邊或多邊經貿合作協議，優化出口環境，為島內生產的產品（貨品與服務）開拓外部市場空間並提升國際競爭力。

20世紀中葉以來特別是6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以來的發展歷史也表明，有效地進行國際化（全球化）運作對台灣經濟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依據發展模式的不同，根據李國鼎先生的劃分，1949年以來台灣經濟大致可分為進口替代階段(1950-1962)、外向型階段(1962-1980)、技術密集階段(1980-至今)等三個發展階段。無論是在哪個發展階段，台灣經濟都或深或淺、或多或少地在參與國際化（全球化）運行。即便是在1950-1962年經濟恢復和農業快速發展的進口替代時期，台灣也出口一定的初級產品以換取進口替代所必須的部分機器設備等生產工具。而在1960-1980年代的外向型發展階段，台灣更是與美、日、歐等當時的國際化（全球化）中心維持着緊密的經濟聯繫，在吸引FDI進入以增加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生產要素投入的同時，把台灣生產的產品的大部分出口銷售到美、日、歐市場，以這種國際化（全球化）運作方式，一方面克服了島內資源要素稀缺的約束，另一方面克服了島內市場需求不足的侷限，從而獲得了較高速度的經濟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

在進入技術密集階段到2000年前，在當時的國際經濟格局尚未明顯變化（美、日、歐依然維持全球化中心位置）的情形下，台灣依然通過全球化運作獲得高速經濟成長，並以“均富社會”、“藏富於民”的發展理念及其相應的政策措施創造了公平與效率兼得的“台灣奇蹟”。在成長方面，1962-2000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平均達到8.6%；在分配方面,占人口20%的最高收入階層與占人口20%的最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差距大致在4至6倍之間，而且，居民的收入差別伴隨經濟高成長而不斷縮小。

投資意願進而投入不足導致經濟低速成長

台灣經濟成長以2000年為節點，在2000年之前為高速成長時期，在2000年之後進入了總體上逐漸減速的低速成長階段。2001-2015年台灣GDP平均年成長率約為3.7%，較之於1962-2000年平均高達8.6%的成長率，已是天壤之別。原因何在？眾説紛紜。

一些人認為，從各經濟體長期成長走勢的國際經驗看，台灣經濟已經邁過高速成長的發展起飛階段進入低速成長的發展成熟階段，不太可能再現高速成長。但這個所謂的國際經驗至今尚未被證明為一個經濟規律。現實世界中同為“四小龍”的韓國經濟繼續維持中高速成長，以致人均GDP超越台灣就是上述經驗所不能解釋的。

也有一些人認為，台灣經濟外向性程度高，深受國際經濟環境影響。而伴隨經濟全球化深化發展，2000年以來全球經濟波動頻繁，動盪不安；加之台灣產業經濟結構轉型緩慢，國際競爭力下降。這影響到台灣出口擴張，從外需拉動角度影響到台灣經濟成長。這有些道理，但依然不能解釋處於同一國際環境的同樣外向型的其他經濟體的成長表現，也不能解釋為什麼台灣產業經濟結構轉型緩慢以致產品國際競爭力下降的問題。

實際上，2000年以來台灣經濟低速成長的主要直接原因在於資源要素（資本、人才）長期淨流出，導致島內投入長期不足；資源要素淨流出、投入不足的主要原因在於台灣投資機會較少且投資環境不好。投資機會較少且投資環境不好，導致島內外投資人投資台灣的意願嚴重不足，從而導致資源要素長期淨流出，結果，台灣經濟賴以發展的生產要素長期投入不足。生產要素長期投入不足導致產業創新不力，致使台灣在傳統產業出走的同時新興產業出現緩慢，結果導致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緩慢和國際競爭力下降，乃至第二產業空洞化、第三產業供給過剩（第三產業因第二產業空洞化而失去服務對象，以致競爭激烈但競爭力不強，其成長以及對就業的吸納有限），最終導致台灣經濟陷入低速成長、失業率增加、工資凍漲、貧富分化加大的困境之中。

島內外投資人投資台灣的意願不足，進而導致台灣投入嚴重不足。這體現為近年來台灣投資增加速度遠不如國民儲蓄增長速度，導致超額儲蓄屢創新高，超額儲蓄不斷累積，超額儲蓄率（超額儲蓄佔當年國民總收入GNI的比率）居高不下。根據台灣當局歷年統計數據測算，自2000年到2014年，15年間台灣共累積的超額儲蓄達15.3918萬億元新台幣，意味着台灣15年間累積了15兆新台幣之多的閒置資金，而且這個規模還在繼續擴大。再者，自2000年以來，台灣的超額儲蓄率呈上揚趨勢，自2000年2.52%上升至2014年的10.96%，説明目前島內一年有超過十分之一的產出未能得到有效利用。

自由化不足與邊緣化加劇導致投入不足

台灣投入不足主要緣於島內外投資人投資台灣的意願不足。投資意願不足的主要原因在於台灣投資機會較少、發展環境不好。而投資機會較少、發展環境不好的主要原因在於經濟自由化不足、邊緣化加劇。自由化不足、邊緣化加劇致使台灣不能進行有效的全球化運作，導致島內外投資人投資台灣的意願嚴重不足，進而導致台灣經濟的投入嚴重不足，結果經濟相應低速成長。

自進入政黨政治、選舉政治以來，台灣內部政治生態與意識形態日益制約台灣的經濟自由化與便利化進程的推進，影響到台灣經濟發展的機會與環境。表現為：一是防弊重於興利的思想使得保護主義盛行，經貿活動自由化與便利化政策特別是對中國大陸的經貿活動正常化、自由化與便利化進程難以推行，使得台灣經濟發展機會嚴重不足，也因與全球化中心不能自由便利連接與交流合作，使得台灣經濟邊緣化，包括出口環境與投資環境的經濟發展環境惡化；二是政黨惡鬥牽制經濟發展戰略與政策的及時出台；三是政局不穩又導致出台的經濟發展戰略與政策無法持續推行。

隨着經濟全球化的深化發展，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方興未艾、蓬勃發展，而台灣在外部經濟空間的拓展方面幾乎沒有收穫，導致台灣經濟邊緣化加劇，影響到台灣經濟發展的出口環境與投資環境。台灣經濟邊緣化的加劇，極大地傷害了台灣的出口環境與投資環境，造成島內外投資人看淡台灣經濟的發展環境，不僅島內的資本和產業不斷外移，而且島內外資本都不願意在島內投資，進行產業創新。在這種背景下，投資意願持續下降，導致投入嚴重不足，產業空洞化，經濟成長與薪資水平幾乎停滯不前，社會貧富分化與有效需求不足加大，陷入惡性循環。

兩岸關係攸關台灣有效進行全球化運作

在中國大陸是經濟全球化中心的形勢下，兩岸關係非正常化導致台灣難以有效進行全球化運作，從根本上影響到台灣經濟發展。首先，政治關係影響經濟關係，兩岸關係非正常化導致兩岸經濟關係至今沒有正常化，更不用提兩岸經貿活動自由化了。而在中國大陸成為世界工廠、世界市場與經濟全球化中心的情形下，成為台灣第一大經貿夥伴的情形下，兩岸經濟關係的非正常化與兩岸經貿活動的非自由化，又導致兩方面的負面影響：一方面，因兩岸貿易、投資、金融、旅遊未能全面充分展開，而直接制約了兩岸經濟關係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潛力的充分發揮；另一方面，因兩岸之間不能自由便利順暢的交流合作，而顯着影響到台灣經濟的自由化與便利化，實際上顯着加劇了台灣經濟的邊緣化，影響到台灣經濟全球化運作的效率，進而影響到台灣經濟發展的機會與環境。上述兩個方面的影響尤以後者為重，因為，在中國大陸成為全球化一個重要中心、成為台灣第一大經貿夥伴的情形下，當前在台灣島內經營的企業或多或少需要與在大陸經營的企業或大陸市場保持順暢的連接關係；台灣若不能與大陸這個全球化的中心保持自由便利順暢的交流合作，那麼無論台灣對外簽訂多少個區域合作協議，台灣依然是一個邊緣化的地方。

其次，兩岸關係的非正常化，也勢必影響到台灣拓展外部經濟空間的可能性與成效，從而影響到台灣經濟的出口環境與競爭力，進而影響到台灣的投資環境。蔡英文“5.20”就職演講中提出，“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強化經濟的活力與自主性，加強和全球及區域的鏈接，積極參與多邊及雙邊經濟合作及自由貿易談判，包括TPP、RCEP等，並且，推動新南向政策，提升對外經濟的格局及多元性，告別以往過於依賴單一市場的現象”。蔡英文當局不僅希望拓展台灣的對外經濟空間，而且希望實現對外空間的多元化。這雖然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但對外經濟空間的拓展，首先需要遵循國際經濟發展勢頭順勢而為，偏離全球化中心的逆向操作將只會加劇台灣經濟的邊緣化。此外，台灣對外空間的拓展還必須考慮國際政治格局下的現實可能性，否則只會徒勞無功。事實上，台灣民進黨當局不認同“兩岸同屬一個國家”這一為13億多大陸人民與國際社會所廣泛認同的兩岸關係性質定位，兩岸關係勢必難以正常化，相應地，這勢必會影響到台灣試圖與大陸的邦交國簽訂經濟合作協議以拓展對外經濟空間的現實可能性與成效。

總之，在大陸成為全球化中心的背景下，兩岸關係非正常化，不僅直接限縮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因而直接限縮兩岸經濟關係對台灣經濟發展的直接貢獻，而且顯着影響到台灣與經濟全球化中心的自由便利連接，以及台灣對外經濟空間的有效拓展，因而加劇台灣經濟的邊緣化，嚴重衝擊到台灣經濟發展的機會與環境，致使在台灣經營的企業難以有效進行全球化運作。

從現實層面觀察，近年來，台灣社會深陷民粹主義的泥淖，台灣經濟也越來越明顯地困囿於島內政治生態與意識形態而逐漸消沉。面對日漸崛起的中國大陸，在傾向“台獨”的政黨政客以及教育與媒體系統刻意營造的“仇中”、“恐中、“拒中”、“反中”氛圍中，台灣方面對大陸所釋放出的善意與誠意仿徨而糾結，對大陸經濟成長與對台政策所帶來的諸多機遇採取保守主義的策略，形成了目前台當局“應為而不想為”、“當為而不敢為”，意欲參與的台商企業受政策束縛“想為而不敢為”的局面。

甚囂塵上的民粹政治掣肘台灣當局的經濟政策特別是大陸政策。表現在先前兩岸“三通”長期不通以及至今兩岸經貿關係非正常化，更不用説兩岸經貿活動的自由化了。在中國大陸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中心、成為台灣第一大經貿夥伴的情形下，這必然導致台灣經濟邊緣化。這種邊緣化情形自李登輝當局後期提出“兩國論”、推行南向政策開始以來直到陳水扁當局下台，已長達10年有餘了。長達10餘年的經濟邊緣化，是任何一個經濟體經濟發展中的不堪承受之重，讓台灣經濟“失去十年”。

自2008年國民黨再次執政台灣以來，海峽兩岸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實現了全面直接雙向“三通”，開啓了陸資入台投資與產業合作的步伐，並實施了ECFA早期收穫清單確定的部分貨物與部分服務的貿易自由化，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因此翻開了制度化合作的嶄新篇章。這一方面透過兩岸貿易、投資、旅遊直接為台灣經濟成長提供了一定量的活水，特別是促進了相關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讓台灣經濟的邊緣化態勢有所緩減。

但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因素特別是社會政治因素的干擾，海峽兩岸未能及時抓住機會大開大合地開展兩岸制度化合作，及早全面實現兩岸經濟關係的正常化與兩岸經貿活動的自由化。兩岸經貿活動正常化與自由化進展緩慢，兩岸旅遊、兩岸貿易、兩岸投資、兩岸產業合作只是邁出一小步，未能充分展開，導致兩岸經濟關係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潛力未能得以充分發揮，導致多數行業多數羣體尚未從中受益。與此同時，兩岸經貿活動正常化與自由化進展緩慢，也使得台灣經濟的邊緣化態勢未能根本性地、大幅度地扭轉，進而最終台灣的發展與台灣民生經濟未能根本性地、大幅度地改善。台灣廣大民眾因此“無感”，加之意識形態的全面失控，最終導致國民黨再次丟失執政權。

更為糟糕的是，當前蔡英文當局拒不接受“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現狀與原則，必然導致兩岸關係正常化以及兩岸經濟關係正常化與兩岸經貿活動自由化進程的中斷。而與此同時，台灣拓展外部經濟空間的努力，也將因兩岸關係的非正常化衍生的兩岸政治互信不足的問題而難有斬獲。可以預期，在中國大陸繼續維持世界工廠、世界市場與經濟全球化中心的情形下，台灣經濟將因兩岸關係的非正常化繼續且進一步邊緣化，難以好轉，更難以再次起飛。

台灣經濟走出低迷困境的根本出路

綜上所述，近20年來台灣經濟低速成長問題，根源於內部政治生態與意識形態影響到台灣經濟政策特別是大陸政策與時俱進的調整。在中國大陸成為經濟全球化中心、成為台灣第一大經貿夥伴的現實背景下，兩岸關係非正常化以及相應的兩岸經濟關係非正常化、兩岸經貿活動非自由化與便利化，造成台灣經濟自由化不足與邊緣化加劇，出口環境與投資環境等經濟發展環境不斷惡化，難以有效進行全球化運作，導致島內外投資人投資台灣的意願持續且顯着下降，進而導致台灣經濟賴以發展的資源要素長期嚴重投入不足，結果流失發展機會。

因此，因應經濟低迷困境的根本之道在於加快經濟自由化、扭轉經濟邊緣化，特別是在於正確處理兩岸關係，實現兩岸經濟關係正常化與兩岸經貿活動自由化，以改善包括出口環境與投資環境的台灣經濟發展環境，進而提升島內外投資人投資台灣的意願，促進島內外資本投資台灣，從而促進台灣產業創新、經濟成長、就業增加、薪資提升，助力經濟結構、“三中一青”、貧富分化等社會民生經濟問題的解決。否則，沒有投資，哪有產業創新與經濟成長、就業增加與薪資提升？沒有經濟成長，“三中一青”、貧富分化、社會保障等社會民生問題將只會進一步加劇。一句話，不能改善兩岸關係進而改善台灣發展環境，蔡英文在“5.20”就職演説中為台灣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的藍圖將成為難以實現的黃粱美夢。

實踐中，台灣經濟發展要走出困境，就必須以全球化下經濟自由化與便利化的理念，塑造開放經濟的輿論，同時在經濟體的投入端與產出端實行更加自由化與便利化的開放政策措施，並且克服“逢中必反”的民粹言行，讓這種更加自由化與便利化的開放政策措施一體適用於中國大陸。

一方面要實行自由經濟政策，開放境外資本、人才等要素的流入，包括開放大陸資本、人才等要素的流入，讓境外資源要素有機會流入台灣，當然也要開放包括大陸的其它經濟體產品（貨品與服務）的流入以促進競爭，從而促進台灣技術產業化與產業創新，繁榮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最終促進結構調整、經濟成長、就業增加與薪資提升。

另一方面要正確處理好兩岸關係，在“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基礎上，實現兩岸關係正常化以及相應的兩岸經濟關係正常化、兩岸經貿活動自由化與便利化，進而尋求大陸的支持以拓展其它外部經濟空間，包括參與RCEP、TPP以及與其它經濟體簽訂FTA之類的自由化與一體化協議，等等，從而為台灣生產的產品（包括貨品與服務）提升國際競爭力，打開外需市場，包括大陸市場，從而克服台灣市場狹小的制約，實現規模經濟，並讓島內外資本願意投資台灣，島內企業可以增資擴產。

總之，在當前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下，台灣社會經濟發展在根本上有賴於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有賴於兩岸經濟關係的持續發展，有賴於台灣對外經濟空間的儘速拓展。沒有穩定和平發展的兩岸關係，台灣經濟體將進一步邊緣化，要素資源必將進一步淨流出，產業創新與結構轉型必將進一步放緩，台灣經濟必將進一步空洞化並沉淪，貧富差距必將進一步擴大，階層矛盾必將進一步深化。屆時，台灣經濟將可能在“悶經濟”中窒息。而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兩岸經濟關係的持續發展、台灣對外經濟空間的儘速拓展，有賴於台灣民進黨當局接受“九二共識”的核心意涵，認同“兩岸同屬一個國家”。否則，無疑將動搖海峽兩岸和平穩定與合作交流的政治基礎。而在當前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下，兩岸關係不穩，台灣經濟難以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