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職業打假從“生意”走向“正義”

同樣是雙十一，同樣是購物，對有些人來説是花錢，對有些人來説則是賺錢。為了這個雙十一，王海的打假戰役，從兩個多月前起就開始了。由於上了多家商家的黑名單，王海不得不註冊了多個ID，在不同的地方收貨。他將主要目標鎖定肉類、保健品和服裝等，預計索賠1000萬。以下編髮的兩篇評論文章，各有側重，以期為讀者對職業打假的認識，展開更廣闊的視角。

扶持職業打假應成電商新亮點

相對於王海是如何打假的，我更關心電商對於王海打假的態度。對此，阿里公關部門相關工作人員表示，“我們對他沒有什麼態度，我們堅持努力做好我們自己。”沒有態度就是態度，這個態度就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對。

相對於有些商家反對打假，“沒有什麼態度”，應該説是一種進步。但是，相對於電商已經面臨的形和勢，這個“沒有什麼態度”，還遠遠不夠。應該承認，電商能夠創造一個消費時點，確實了不起——雙十一的火爆也是消費者“用腳投票”的體現。但是，誰也不能否認，電商“機中有危”，備受關注的假貨問題，正是電商前進道路上的一顆“地雷”。

就市場實際來看，消費者對於電商的假貨問題，已經越來越重視，痛感越來越增強。這是一個增量過程，繼續量變下去，終會迎來質變。換而言之，即便沒有證據表明電商假貨問題比實體商業更嚴重，但終有一天，消費者會選擇不能容忍、不可原諒。當這種消費心態到來時，電商還沒有做出轉變，則意味着末日開始。在這一背景下，電商把假貨問題，擺在再重要的位置，都並不為過。

這些年來，電商一直表示“會一如既往地堅持和假貨作鬥爭”。並不能説電商口是心非，但對照打假成效，特別是消費者滿意度，做得遠遠不夠。電商應該積極尋找外部力量，也包括職業打假力量，開啓打假“全民版”和“升級版”。由是而言，對於王海這樣的職業打假人，電商不應該是“沒有什麼態度”，而是應該把職業打假人當成“座上賓”，創造條件，歡迎介入。在此基礎上，培養更多的職業打假人，激發更加普遍的職業打假意識。

有些商家，之所以知假賣假，從根本上講，還是源於僥倖心理。不妨作一個假設，如果在市場上，職業打假人不是有限幾個，而是普遍存在，這個市場還會有假貨存在嗎？從培養職業打假人角度來看，不可能人人都成“王海”；但從培養職業打假意識來看，卻可以人人皆成“王海”。為什麼一般消費者不願意、不參與打假呢？這裏，不僅涉及專業知識問題，更重要的是基於打假成本的經濟學分析。

按照目前的打假生態，打假需要付出龐大成本。而對於一般消費者而言，一次購物的金額是有限的。假若電商真的像愛護眼睛一樣愛護市場生態，則不妨成為打假的“實力擔當”。具體地講，拿出一筆資金、成立一個基金，組織一個隊伍、拉起一幫人馬，用於資助消費者打假。倘若有那麼一天，打假就像在網上買東西一樣方便，消費者還會吝於打假嗎？當消費者表現出常態性、普遍性的認真、頂真時，電商出現虛假宣傳和假貨的幾率，還會不應聲而降嗎？

因此，職業打假人考驗電商態度。而放眼未來，扶持職業打假應成電商新亮點。其取決於一點，就是電商如何看待假貨，有沒有把打假放到壓倒一切的位置。而這也需要消費者配合，增強對假貨的“零容忍”，給電商製造足夠壓力。當這樣的拐點到來時，電商迫於生存和發展的壓力，不僅會把職業打假人視為“座上賓”，而且會使盡全身力氣，來激發普通消費者的職業打假意識，為普通消費者打假提供最大支持。(喬杉)

職業打假人的雙11並非公眾的狂歡

職業打假人是一種特殊化的存在，他們利用法律所允許的範圍，以一種正當化的模式存在。同時高舉着打假的正義旗幟，將其衍生出一種謀生甚至取利的手段。自然，這種行為也頻頻受到爭議，並被視為一種灰色的產業。雙11是消費者狂歡的節日，因為海量的數據下是鉅額的交易額，以及後續龐大的物流。自然，雙11也成為職業打假人集中打假的契機，作為打假第一人，王海把自己的專長和靈敏發揮到了極致，鎖定特定的目標和主要平台，以期實現千萬之巨的賠償。

基於對假貨的憤怒，消費者對職業打假人有着天然的親切感，並在道義與行為上給予支持。畢竟，“打一點是一點”的想法，已成為大多數人最基本的認同。不過，職業打假並沒有想象中那般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畢竟從法院系統統計出來的數據看，在維權案例之中，職業打假人佔據了絕大多數，顯然是一種不正常的行為。沒有所涉假貨信息的公佈，沒有後續的行政處罰跟進，作為民間的維權和打假行為，無法衍生出最大的公共利益。所具有的，也正如網友所説“光顧着索自己的賠”。

當然，讓職業打假人像職能機構那樣公開信息，並要求他們積極作出後續的處理顯然並不現實。更何況，其自身的合法性也還有待明確。隨着9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徵求意見稿）》向社會徵求意見結束，條例中第二條最新規定“以營利為目的”的職業打假將不再受保護的規定，引發了消費領域的極大關注，這是自1994年消法實施後首次從法律層面上就爭論20年之久的“知假買假”問題進行明確。

有了“畸形產業”的標籤，以及部分職業打假人採取的敲詐手段的影響，職業打假人現有的生存模式註定難以為繼，真正受歡迎和有前途的打假模式，當從自利而轉讓公利，以“知假購假”而升級為“替人打假”，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提供諮詢與服務，並將自己的功能擴大到最大化，那麼其打假的價值才會得到充分體現，這樣的打假模式與生存法則，才會有持續的空間。否則，其打假的成效越大越多，對於公眾來説也是“他人之事”。

應當看到，隨着職業打假人的相對特定化，以及手段的單一化，功能的自我化，公眾對這個特定羣體的認識也在悄然發生轉變，從之前不遺餘力的支持，到時下的相對性質疑，以及一種無所謂的態度，都意味着抱團作戰的職業打假人，他們的“雙11狂歡”已不再具有價值認同的張力。相反的是，在社會整體維權意識不足，能力偏弱的大背景下，職業打假人越是活躍，越是強大，越是具有某種反諷的況味。畢竟，打假的職業化是大眾性的踐徑，而非小眾化的遊戲。只有當每個市場人或者社會人，都具有職業打假的能力，能像職業打假人那樣遇假即打，才能讓製假售假者真正付出慘重的代價，“天下無假”的目標才會有可實現的基礎。

正是基於職業與非職業，自利與公利，小眾化與大眾化的區別，才使得職業打假長期飽受質疑，也讓其發展前景蒙上陰影。不過，作為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現象，職業打假的存與廢，都將引發法治社會下，如何提高社會整體效能的思考。(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