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利平：沉着應對東南亞國家“再平衡”

在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之後，東京又迎來另一位東南亞國家領導人——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據《日本經濟新聞》15日報道，納吉布計劃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經濟相關人士舉行會談。關於力爭2026年開通的吉隆坡至新加坡之間的高鐵，納吉布誇獎新幹線並期待日本企業參加招標的表態着實令日本輿論很興奮。

最近，東南亞領導人相繼訪問中國、美國和日本，爭取他們所需的經濟與安全利益。而且杜特爾特與納吉布都是先到中國再去日本，在大國之間“走鋼絲”、“玩平衡”的色彩明顯。面對東南亞國家多方下注，作為東南亞陸上和海上最大鄰居，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筆者認為，當下東南亞國家在大國之間多方下注，本質上是另一種“再平衡”。

一方面是源於外部因素。目前，因為世界經濟幾年來一直不景氣，導致西方大國的經濟實力大大受損。同時大國與大國之間的相對優勢下降，給“再平衡”留下了空間。例如，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日對中國的結構優勢已悄然發生變化，而這一變化的結果體現在中美日對東南亞投入存在着“温差”。

同時，未來特朗普領導的美國新政府對亞太政策不確定性，給東南亞國家加強與中國合作，提供了“窗口期”。美國大選表明，美國選民對國內和外交政策存在尖鋭分歧，美國新政府如何彌合這種分歧存在一定難度。TPP的挫折以及“亞太再平衡”的“頹勢”，給東南亞國家加強與美國合作投下了“心理陰影”。

另一方面是內部因素，即東南亞國家追求現實利益的需要。東南亞國家絕大多數國家屬於發展中國家，發展為第一要務。而在政治轉型中，通過選票政治上台的新型領導人，更多把目光放在國內議題，聚焦發展任務，把吸引大國援助，引進大國投資作為“務實外交”的優先議題，以增強其執政的基礎。

面對東南亞國家的多方下注，筆者認為，應該沉着應對、綜合施策。

首先，冷靜面對西方媒體的“哀兵”之策，做大中國與東南亞務實合作的蛋糕。10月31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發表題為《緊跟杜特爾特，馬來西亞成為擁抱中國的又一個亞洲國家》文章，明確指出，“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對中國的點頭強化了美國衰落、中國不可阻擋地崛起的地區話語體系”。10月31日，英國《金融時報》網站發表題為《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尋求與中國加強軍事關係》，宣稱“眼下，西方對北京試圖令亞洲國家脱離華盛頓軌道的擔憂日漸加深”。

上述西方媒體的報道，表面上是“哀兵”之策，本質是為美國強化“亞太再平衡”戰略，與中國爭奪在東南亞影響力搖旗吶喊，是冷戰“零和思維”慣性使然。

中國應該繼續推進與東南亞的雙邊和多邊合作，通過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瀾湄合作機制、“一帶一路”框架下的戰略對接藍圖等，做大中國與東南亞合作蛋糕，夯實利益共同體基礎。

其次，與東南亞國家的分歧需要冷靜、妥善處理，防止被一些國家操縱和利用。由於歷史和地緣政治原因，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或多或少存在各種分歧。這種分歧是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間交往時客觀存在的，是正常國家間關係難以避免且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與東南亞雙方應當從戰略和長遠角度，看待和處理彼此分歧，而不應該使雙方的分歧政治化，擴大化，影響雙邊的全局關係。無論是領土爭端，還是歷史遺留問題，雙方都應秉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的態度，開展對話與溝通。一時解決不了的分歧，可以暫時擱置，等時機成熟後，再加以妥善解決。中越陸地邊界分歧和平解決的經驗，充分説明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有智慧和能力解決彼此分歧。

當前，最重要的是必須防止中國與東南亞的分歧，被局外大國加以操縱和利用。此前已有不少例子表明，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分歧並不大，但是其他一些國家勢力利用當地國的NGO組織或媒體將分歧放大，在當地國民眾中形成誤解，干擾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友好合作氛圍，破壞雙邊合作的深化。

第三，增強彼此認知，推進中國對東南亞的精耕細作。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雖然是鄰居，但大都表現為“近而不親”，主要是雙方更多通過“第三眼”看待對方，彼此深度瞭解與想象存在一定的落差。

東南亞國家地處亞洲東南部，按照人口與面積，大部分國家的規模，不亞於歐洲，屬於世界上中等規模以上國家。但與中國這個“巨型”國家相比，它們顯然屬於“小國”。出於保護“小國”利益的心理，東南亞國家對任何大國向其“格外靠近”具有天然的“排斥心理”，擔心被某一個大國“控制”，對此我們應該有充分心理準備。因而，中國經略東南亞，需要“潤物細無聲”，精耕細作。多一些“撥動對方心絃”的深入考察及人文交流項目，少一些“華而不實”的走馬觀花式觀光項目。

總之，中國與東南亞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漢代，中緬“胞波情誼”、中菲“壓艙石故事”、中馬“漢麗寶傳説”、中印尼“鄭和故事”等，成為中國與東南亞友好見證。中國與東南亞是好鄰居、好夥伴，雙方密切交往應是常態，而不是“另外”，更不是“東南亞倒向中國”。我們也樂見美、日等國加大對東南亞的援助和投資，但不是把東南亞作為遏制中國的“棋子”。少一些零和遊戲，多一些合作共贏。(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