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尋求卸下國際責任的美國將是世界的損失

世界進入“後霸權”的常規時代

程亞文

特朗普贏了，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人們的判斷為什麼普遍錯了？在於還用“非常規時代”的思維，來思考“常規時代”的變化。11年前，在筆者所著的一本名為《漸入常規時代》的小書中，曾認為一個霸權消退、內向化的時代正在到來，在這種時代類型裏，霸權將越來越是不久前時代的一種記憶，世界將回到多種政治體系並存的歷史常態。

霸權存在只是非常規現象

相對於漫長的人類歷史，全球性霸權的存在，實際上只是一種短暫時期才存在的非常規現象，近代以來西方對世界其他地方的優勢地位，乃是最近兩百年間才有的一種事實，而在19世紀來臨之前，世界還曾經是東亞、中東和歐洲三個歷史性國際體系並存，哪一種都還稱不上是人類“主流文明”。這種沒有全球性霸權的狀態，是幾千年來人類生活的通常狀態，與20世紀下半葉以來過於宣揚意識形態不同，“常規時代”主要有三個方面的特徵：

一是內向化的政治選擇。大多數國家所奉行的都是實用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政治哲學，都會把自己國家的內部事務和國家利益放在優先考慮的地位，而意識形態和對外部事務的關注，常常只是作為一個點綴，偶爾會影響到國家的決策。

二是國家自主傾向。大多數國家都不會輕易甘受某種抽象的“共同利益”的束縛，而更向往以自己的意願來制定符合自己需要的國家戰略，對外交往中也刻意尋求建設自己的話語體系和伸張自己的意志。

三是區域化的願望。由於歷史、文化、地緣的交互作用，國家總是習慣於與自己地理相近的國家打交道，國家利益總要在與自己關聯度高的地理空間來實現，人類政治因此表現總體來説是區域性的。

在2008年歐美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世界向“常規時代”的轉變加速，時至今日，全球經濟、政治生活已發生重大變化，就是西方國家也已經逐漸喪失傳統的財富創造機制，這導致它們以往有過的自我修復機制失靈，進而導致霸權衰敗。在以往所稱第三世界國家羣體性興起後，全球力量對比正在改變，世界權勢發生了由西方向非西方的明顯轉移。由此又帶來兩個大的影響：一個是，由美國、歐洲和日本組成的西方世界，在世界經濟、政治中已不再擁有以往那種近乎絕對的主宰地位;另一個是，人們開始懷疑，西方國家用來解決其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的那些知識體系和制度方案，如選舉民主、多黨制、福利制度等，也在出現效用遞減甚至破產的兆頭，它的普遍推廣性不再天經地義，用西方的文化、價值、制度、理論來做路燈的時代，也走到了盡頭。

“特朗普現象”標誌常規時代的迴歸

“特朗普現象”的出現及特朗普在傳統媒體的一片喊殺聲中竟然逆襲成為“黑天鵝”，標誌着“常規時代”業已到來。與希拉里仍堅持繼續大規模干預外部事務和“價值觀外交”的政策主張不同，特朗普的視線主要在美國國內，公開宣稱集中資源與精力建設國內，對外適度收縮美國的海外存在規模，不搞“價值觀外交”，不與中俄等大國對抗。

我只關心美國、世界關我何事，特朗普的競選語言會令人聯想到美國在20世紀來臨前的那種狀態，它所流露的是一個曾經的霸權國家在現實語境中的疲憊和無奈。可以感受到，特朗普是以美國作為普通大國而非霸權國家為前提來思考問題，而希拉里則代表着美國作為霸權國家的非常規時代的娓娓餘音。如今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已為事實，它在很大程度上象徵着幾乎半數的美國人，已在心理上接受世界迴歸“常規時代”，和美國也回到自身歷史在大部分時間裏的那種狀態的事實。如果特朗普兑現他在競選期間的承諾，這將意味着美國與世界關係的一次重大轉變。

美國將以普通大國而非主要的領導型國家的身份參與世界政治，這還是我們熟悉的那個美國嗎？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很多人已經習慣了美國作為一個全球領導者的世界格局，並把這種狀態視為當然。在特朗普強烈表現出要向“世界”告別的時刻，我們也要調整心態，接受世界回到常規狀態和美國將主動在很多領域放棄領導者角色的現實，並要思考在一個“霸權之後”的世界，如何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美國“退出”，世界將會怎樣

美國對“世界”的退出，對全球政治來説會喜憂參半。喜的是，那個動輒四處干涉、讓世界各地風煙滾滾的美國，將不再為我們所見;憂的是，如果美國全面放棄領導性角色，全球政治將缺少一個有力的公共物品提供者。一個尋求霸權的美國是世界的麻煩，一個尋求卸下國際責任的美國將是世界的損失，在一個全球性問題日益增多、各種挑戰日益加劇的年代，國際公共物品提供者的缺失，將可能導致全球政治的更加混亂無序。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特朗普的美國將不再代表人類的希望，而自二戰結束以來所形成的世界秩序，也將逐漸陷入風雨飄零。在全球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與七十年前相比已經發生深刻變化的今天，既有秩序安排已經承載不了新的現實，再也自然不過，然而，舊秩序的塌陷，並不意味着新秩序就能很快順利到來。全球各國因應美國之變而做出的政策調整，也可能會給全球政治帶來新的不確定性。

如何在混亂中重建秩序，是已經到來的常規時代新的巨大挑戰。能不能安全無恙地趟過舊秩序崩潰所帶來的風險，要看人們在巨大的時局變更面前，能不能有效調整對世界的看法、在知識範式上能不能做出更新、在制度架構上能不能做出改變。這是很難的一件事情，就像1919年參加過巴黎和會的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在目睹大國政治家們的錯誤選擇時，痛心感受到的那樣，“我們的觀念、習俗以及傾向無法跟上物質變化的步伐”，而實際上，當時所面臨的諸多問題乃是源自“非物質的精神機制的失敗”，化解這些問題，“除了需要頭腦清楚一點，其他什麼也不需要。”▲(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盤古智庫學術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