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頤武：西方文化優勢已成社會拖累

西方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自由派文化主流，在過去一些年對西方維護文化優勢發揮了極大作用。

比如，過去西方的資本貪婪吃相難看，巨賈富翁大腹便便。但現在財富浪漫化，新大亨如蓋茨、扎克伯格都是關愛慈善的典範，誰想罵都難找着力點。炫富擺闊都是新興國家或石油輸出國會鬧出來的，西方反而不是這樣。比如資本主義過去只賺錢不環保，但現在西方最環保，最關心人類。非西方要發展反而陷入矛盾：不發展就受窮，發展就難環保。再比如原來同性戀等邊緣羣體都受輕視，但現在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成為精英。這些觀念促進了勞動力多樣化，精英多樣化，對非西方反西方的文化衝擊很大。可以説，這些自由派文化是主導這一波全球化的文化力量。

批傳統資本主義容易，説它貪婪低級就行，但批這些新的文化優勢很難，它把什麼“理”都佔了，還掌握了人類的大話語，非西方想找理由反駁都不容易。

中國許多“文藝青年”深受這些觀念影響。隨着中國中產化的大進程，文藝青年越來越普泛化，物質生活的細膩精緻和精神生活的超越性一起被想象。而文藝青年在中國語境中的話語權和自信都很強。否定中產普通生活，追求詩意浪漫，這些超越了原來中國語境中對左右的傳統定位。傳統左右在這些話語面前都顯得相對老派，往往難以回應這些新話語的衝擊，於是新話語幾乎無往而不利。

最近的鮑勃·迪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和特朗普當選，都與西方60年代的這股潮流有關，前者是它已經完全主流化，被社會充分承認，後者卻是它受到衝擊的標誌。特朗普勝選或英國脱歐的震撼就在於這是西方內部傳統中產掀起的“顏色革命”。在這套話語中，這些西方傳統中產沒得到好處，反而經濟地位下降，生活受到衝擊。而西方在中東等地做大事，反而遭遇大的難民潮，這就是“反噬” 。西方那一套文化優勢變成經濟社會的拖累，內部的社會基礎不答應了，就用選票説話。

這和全球化這些年的變化有關，也和西方國家內部人口和社會狀況的變化有關。這讓自信滿滿，覺得自己非常正確的那些“文藝青年”也感到震撼。這個“逆全球化”的後果和發展很值得深思和觀察。原來視為西方“軟實力”最強大的多種族、少數話語、高調環保、流動自由、財富的浪漫化等蘇聯東歐瓦解後被奉為圭臬的、60年代以來自由派的所謂“白左”“聖母”觀念被逆轉，全球化天然是對西方有利的觀念受了衝擊。老派的勤奮工作、注重實利的中產話語迴歸。

西方內部的變化對外部的衝擊很大：一是迴歸國家利益和認同等傳統現實主義觀念，二是西方追逐實在經濟利益和“再工業化”的期望上升，三是西方內部利益調整，工業化時代崛起的傳統中產要求重回主流。這樣西方內部的國內矛盾和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都會上升，對新興國家的影響有利有弊。利是西方的文化優勢被衝擊，原來靠所謂“價值觀”對話語權形成的挑戰減弱;弊是經濟利益的直接爭奪會加劇，世界將回到一種以現實利益為中心的競合關係。

未來在不確定中展開，但我們可以看到的是90年代以來的思潮和方向面臨着巨大變化，這些變化的結果尚不清晰，但肯定和過去不同。(作者是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