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法”讓見義勇為者無憂

鼓勵見義勇為的好人,懲戒惡意誣陷的壞人,這就是各地“好人法”所希望達到的目的,也是公眾對“好人法”的期待所在

近年來,由“扶不扶”引發的新聞熱點,時常刺激公眾神經。好人伸出援手卻遭遇“碰瓷”訛詐的事件,以及雙方各執一詞、輿論頻頻反轉的“羅生門”,讓“扶不扶”“幫不幫”成為拷問社會道德的難題。為保護善意、激活社會的正能量,多地出台法規,保護現場醫療急救行為,這些法規被輿論稱為“好人法”。從本月起正式實施的《上海市急救醫療服務條例》,更是提出“社會救急免責”的原則(11月21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公眾之所以把類似“急救醫療服務條例”這樣的地方性法規稱之為“好人法”,顯然是寄託着某種心理期待的,在國家還沒有出台統一的法律規定的背景下,希望這些地方性的法規條例能夠對好人起到一種保護的作用,以引導和激勵更多人見義勇為、勇做好人。而於本月起正式實施的《上海市急救醫療服務條例》,最大的亮點是明確了“社會急救免責”的原則,這相對於北京、深圳、杭州等已經出台的“好人法”但沒有類似表述的城市來説,顯然是一種進步。

有了“社會急救免責”的原則,也就意味着當面對陷入危險或困境的當事人,我們採取的緊急現場救護行為將受到法律的保護,即便因為在急救過程中對患者造成了一定的損害,也依法不承擔法律責任。有了這樣的規定,就等於是對見義勇為的行為起到了一個法律兜底的作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施救人的後顧之憂,當然,這也體現了政府在社會公共治理理念和手段上的升級。

部分城市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法律規定,顯然也是源於現實的無奈與教訓。就以老人摔倒在地為例,圍觀者眾,主動伸手攙扶者少,除了受時下社會整體道德水平的限制之外,更大的原因在於圍觀者擔心自己好心沒好報,遭遇誣陷和訛詐,那麼按照趨利避害的人之天性,顯然還是少管閒事為好。為此,不管是北京的“好人法”還是深圳的“好人法”都明確提出,患者及其家屬不得捏造事實向救助者惡意索賠；因惡意索賠侵害救助者合法權益的,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鼓勵見義勇為的好人,懲戒惡意誣陷的壞人,這就是各地“好人法”所希望達到的目的,也是公眾對“好人法”的期待所在。然而,“好人法”在部分解決了法律與道德問題的同時,還應該促進技術問題的解決,也就是如何讓普通老百姓在敢救人的同時,還要會救人。實際上,公眾急救能力的普遍性不足正是目前制約好人出手相救的掣肘之一。

為此,有專家稱,提高公眾急救技能並不難,現在的急救知識培訓難度不大,也不會耗費太長時間和太多資源。但目前我國尚無針對公眾的完善急救培訓體系,公眾獲取急救知識的途徑普遍缺乏規範化和常態化。為此,我們要麼把院前急救知識和技能的培訓納入各地的“好人法”,要麼制定出台專門的院前急救培訓制度或規定,作為對“好人法”的一種配套措施,以最大限度發揮“好人法”的作用。(苑廣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