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有事找領導不是政務公開的最好辦法

要實現政務服務的高效，勢必就要讓民眾清楚知道遇到問題該找誰，並且能夠得到妥善解決，而不是優先給領導打電話，篤信“領導出面事情才好解決”。

近日，四川省眉山市公佈了兩區四縣的四套領導班子共152名官員的姓名、職務和手機號碼。據資料顯示，利用媒體平台公佈官員手機號碼的不只四川眉山，長沙、河北承德、南京、昆明、西安等地，都公佈過。這一舉措在各地落實過程中都引發過熱議。（《京華時報》11月23日）

自2007年6月開始，眉山就先後多次公佈當地領導幹部的手機號碼。此做法並沒有因為當地主要領導的調整而中斷，從政策的延續性看，顯然是做得不錯的。然而，即便持續了多年，這一做法更多仍是在靠慣性維持，而非制度約束力。結果缺乏明確反饋，對公開的號碼打不通的問題，也無具體的約束措施，甚至還有部分官員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電話號碼被公開了。

在推進政府信息公開的大背景下，公佈官員個人手機號碼，與其説是試圖達到實質上的政府信息公開效果，不如説意在展現一種開放的官方態度。問題在於，這種高調的方式，一旦缺乏後續的制度維護與執行，就很可能過猶不及。公開的電話“各種打不通”，顯然會讓人對政府的誠意產生疑問，引發是否作秀的疑問，因為缺乏具體的制度規範，也可能弱化信息公開在官員心中的嚴肅性。

較之於前些年，輿論對公佈官員手機號碼的關注度明顯在下降，除了因為“見怪不怪”，更多的恐怕還是因為社會對此做法的認識更趨理性。公佈官員手機號碼的潮流，主要形成於2008年《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正式生效後。囿於當時網絡問政和信息平台沒有現在發達，這一做法可視為是地方政府加強政府信息公開的具體行動，不管效果如何，至少代表了一種積極態度。但在各類網絡問政平台層出不窮，增進政務溝通、降低民眾問政門檻完全有替代工具的今天，公佈官員手機號碼已不再是最優方案。

從政務微博到政務微信，再到近年來所提倡的“互聯網+”政務，助力政府信息公開的各類平台建設可謂方興未艾。這不光為了提升政務服務的效率，跟上社會信息交流工具的升級步伐，更試圖打破過去那種單向度的政務溝通模式。相較於公開領導的手機號碼，無論是微博、微信問政，還是各類政務信息平台，都需要專業化的團隊運營，除了接收民眾的意見與問詢，及時反饋處理進度，還要主動尋找線索、解決問題，實現政務服務與民眾的雙向互動交流。而這也是現代政務服務的應有範式與發展的方向。

還需要注意的是，公佈官員手機號碼，所默認的“有事找領導”，至少在理念上與現代政務服務所倡導的專業化、扁平化有出入。民眾一遇到問題，習慣找領導解決，就是常規化的政務服務機制未能滿足民眾需求的表現。要實現政務服務的高效，勢必就要讓民眾清楚知道遇到問題該找誰，並且問題能得到妥善解決，而不是先給領導打電話，篤信“領導出面事情才好解決”。這既不符合現代政務服務的分工與協作精神，也影響到政務服務效率的提升。

公開領導幹部手機號碼，不是不可以，但要做好政務公開卻不能止於此，更要看看其他的政務溝通是否真正做好了。若民眾對領導手機號碼的需求依然強烈，只能説明常規性的政務公開與溝通機制，依然不夠健全。而只用公開領導幹部手機號碼來展現政務溝通誠意，也是對複雜問題的簡單化處理，失之粗暴與淺薄。何況，官員的辦公電話確實應該公開，但個人手機號碼，畢竟在個人隱私與公共信息的界定上仍有模糊，是否應當一併公開，也還存在着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