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達成動物保護共識

王丹

據媒體報道，近日，在河北霸州煎茶鋪鎮榮烏高速北，幾名志願者駕車攔截一輛運狗車。攔截造成志願者所駕轎車被運狗車撞行10餘米，3名志願者受傷。目前，警方已對此事展開調查。

高速攔車救狗早已不是新鮮事。據媒體不完全統計，近5年，同類事件至少發生過15起。雖然職業救狗者以及潛藏其後的灰色利益鏈已被媒體揭掉了面紗，但筆者依舊願意相信此次攔車救狗者內心的真誠。只是，真誠歸真誠，但不能“抱必死決心駕車攔截運狗車”，罔顧更多人的生命安全，無視法律。

愛狗無錯，但愛要合法。保護動物不能逾越法治的邊界，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權益和自由。在歷經多次民間“救狗”事件後，這一點正逐漸成為全社會共識。如果自認為在“動物保護”的正義光環之下，可以肆意對別人實施語言以及行為暴力，凌駕於法律之上，那這種以暴制暴的所謂“動物保護”，毋寧説是一種發泄的藉口。更進一步講，如此絕對地捍衞自身“伴侶動物”的價值觀、理念，與其説是關心動物，不如説是關心他們自己。

對攔車救狗者該給予怎樣的懲罰，有待於更多事實細節的查證。但可以預見的是，調查的結束並不會帶來“救狗”爭論的終結。不僅非野生動物保護與管理法規“千呼萬喚始不出”，無法為“救狗”提供解釋和規範，狗被救下之後的一系列善後問題，至今也無法得到民間“救狗”志願者及組織的妥善處理，這也是其招致公眾“行為藝術”指摘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作為社會文明的伴生物，如何對待貓狗以及如何冷靜地把握、引導由此引起的爭論，是更多的人必須面對，也亟須解決的問題。

工業革命以來，隨着技術的進步以及人類對自然支配能力的增強，人類的主要生產活動從農業逐步轉向工業，在生活場景方面，城市與農村也日漸分離。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人類對自然的態度從實用主義轉為浪漫主義，包括動物。更多人，尤其是城市中愛狗的人把狗視為家庭成員。

聖雄甘地説：“一個國家的偉大及其道德上的進步，可以從其對待動物的方式來衡量。”近些年，社會輿論對虐待動物的劇烈反應，確實折射出一個社會的進步。但要求所有人對動物的態度“同步”，顯然是不現實的。我們無法，也不能忽略人性的複雜與社會的多元差異。當原有的價值參照系坍塌，固有的倫理界限變得模糊，激烈的輿論撕裂也就不足為怪了。

動物保護將作為人類社會的一個長期議題而存在，但矛盾的解決和共識的達成，在激烈對立和自説自話中註定無法實現。關於該不該吃狗肉、要不要救狗，各方不妨給予異己價值觀更多的尊重和包容，共同尋求在現有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內開展動物保護的可能性。相比高速攔車的高危險，積極投身動物保護知識的普及與宣傳，領養流浪狗等“救狗”手段，更容易得到法律與道義的認可。

對於高速攔車救狗，執法部門不應踏入法不責眾的泥沼。嚴肅執法才是對動物保護行為邊界最有力的廓清與引導。也只有在此基礎上，攔車救狗事件才能在文化碰撞中釋放正效應，而不是讓輿論場在喧囂中走向進一步的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