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例換頭手術將導致瀕死體驗是怎麼一回事兒
11月26日，最新消息稱，世界上首例換頭手術將於明年啓動。在手術過程中，患者的頭顱將被冷凍，從身體上切下，隨後被連接至捐贈者的身體，而血管和皮膚將進行縫合。
手術完成後，醫生講讓患者昏迷3至4周時間，避免任何運動，還將向他體內注射免疫抑制劑，避免發生排異反應。
在手術以及術後的這段時間內，患者會經歷怎樣一番體驗，是外界非常關心的一個話題。但如果將頭部和身體分離，瀕死體驗或許會發生。但瀕死體驗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大西洋月刊》曾刊登文章，對“瀕死體驗”背後的科學解釋和唯心理論進行了深入探討。以下為《大西洋月刊》原文：
2014年的影片《天堂真的存在》(Heaven Is for Real)在美國斬獲了9100萬美元的票房，該片講述了一個男孩兒告訴父母，他在接受緊急手術時靈魂出竅上天堂的故事。這部影片改編自2010年出版的同名小説，至今已經銷售1000萬冊，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上榜長達206周。
無獨有偶，另外兩本講述瀕死體驗的書也分別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上榜94周和36周，分別是艾本·亞歷山大(Eben Alexander)的《天堂證據》(Proof of Heaven)和瑪麗·尼爾(Mary C. Neal)的《天堂歸來》(To Heaven and Back)。前者講述了作者在腦膜炎引發的長達一週的昏迷中獲得的瀕死體驗，後者則是講述了作者遭遇獨木舟事故而沉入河中後遭遇的瀕死體驗。（2010年出版的《天堂歸來的男孩兒》(The Boy Who Came Back From Heaven)的主人公最近承認，他的所有相關言論都是編造的。）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於細節描述不同，但大致體驗卻驚人相似
事實上，過去幾十年已經有幾十本甚至幾百本關於“瀕死體驗者”的採訪圖書出版，而他們的故事也基本相似。儘管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於細節的描述各有不同，但大致的體驗卻驚人相似。西方的瀕死體驗研究最為前沿。很多類似的故事都提到了浮在空中俯瞰自己的身體以及周圍的景象；步入超脱凡塵的美妙世界；看到天使和上帝等神靈；遇到早已死去的親人或朋友；感覺與萬物相連，體會到強烈的愛意和幸福；最終被迫離開幻境，回到自己的肉身。
很多瀕死體驗者都表示，他們的體驗既不像夢境，也不像幻覺，他們經常會用“比生活更真實”來描述這種體驗。這些人之後都會發生很大變化，往往難以融入日常生活。有些人在事業上發生了重大轉變，還有的離開了自己的伴侶。
很多科學文獻都認為瀕死體驗源自緊張或垂死的大腦發生的物理變化，這類文獻的數量甚至與瀕死體驗的書籍保持着等量的增長速度。科學家認為，這種體驗的誘因包括缺氧、不完全麻醉或者人體對創傷的神經化學反應。瀕死體驗者卻認為這些解釋都不夠充分：由於瀕死體驗發生時，體驗者的身體狀況千差萬別，所以這些理論無法解釋如此普遍、如此一致的現象。
內科醫生山姆·帕尼亞(Sam Parnia)和皮姆·範·拉曼爾(Pim Van Lommel)在最近出版的書中介紹了一些同行評審的權威期刊上描述的部分研究方法，試圖通過受控的實驗環境確定瀕死體驗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帕尼亞和他的同事去年10月發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該研究涉及2000多名心臟驟停病人。
而瑪麗·尼爾和艾本·亞歷山大都在最近出版的新書中表示，他們的瀕死體驗大幅向外拓展了他們的精神視角。尼爾在遭遇瀕死體驗前曾經是南加州大學脊柱外科主任（她目前任職於私人診所）。亞歷山大則是一名神經外科醫生，在多家享有盛譽的醫院和醫學院從事教學和實踐工作，包括布萊根婦女醫院和哈佛醫學院。
儘管擁有豐富的醫學知識，但亞歷山大卻給出了似乎不太科學的解釋。他研究了自己昏迷時的臨牀資料，認定他在獲得瀕死體驗時進入了深度昏迷狀態，大腦已經完全停止工作。所以，他認為唯一能解釋他所見所感的理論是：他真的靈魂出竅，並去往了另外一個世界，而天使、上帝和來世也都是真實存在的。
亞歷山大並沒有將關於自己的醫學發現發表在任何權威雜誌上，而2013年發表在《Esquire》上的一篇調查文章也質疑了他所闡述的一些細節，例如，他表示在獲得瀕死體驗時，自己的大腦已經無法進行任何活動。在懷疑者看來，他的故事以及最近的《天堂歸來的男孩兒》事件進一步證明，瀕死體驗與外星人綁架、特異功能和幽靈事件類似，都是江湖騙子為了欺騙無知者和易受影響的人而耍的把戲。
然而，就算是這些懷疑者也很少指控瀕死體驗者杜撰了所有的體驗內容。即使其中的一些內容可能是捏造的，還有很多可能在敍述中被美化，但這樣的案例太多，記錄也都非常充分，所以無法全盤否定。同樣難以否認的，是一些擁有專業素養、受人尊敬的醫生所敍述的內容。即使來世並不存在，但去往來世的感覺應該確有其事。
瀕死體驗的一些特性引發了科學家的極大興趣。當外星人綁架或鬼魂觸摸時，很少會有人恰好手持記錄設備，但很多瀕死體驗發生時，體驗者的周圍往往都會佈滿了各種可以測量生命體徵的醫學儀器。
隨着醫療技術進步，越來越多的人被從死亡線上搶救回來
不僅如此，隨着醫療技術的不斷進步，越來越多的人被醫生從死亡線上搶救回來。有少數幸運的人在埋入雪中或沉入冰水後已經失去了呼吸和脈搏，但仍被搶救過來。醫生有時還會故意製造這種情況，冷凍病人的身體或停止他們的心跳，以便進行復雜而危險的手術。他們最近還在一些嚴重受傷的人身上採取過同樣的技術，在傷口修復之前，始終讓他們處在生死之間。
這種種“優勢”使得瀕死體驗成為了唯一一種有可能通過科學方法展開徹底研究的精神體驗。這也成為了一條幫助人類探索古老信仰的渠道：自古以來，我們就相信自己不僅僅是一具血肉之軀。通過這種體驗，我們還可以洞悉意識的形成原理——這是人類最為神秘的特點之一，即使對於最堅定的唯物主義者而言也不例外。
正因如此，我去年夏天才到加州Newport Beach參加了國際瀕死體驗研究協會(IANDS)的年會，那是一家成立於1981年的組織。我想知道：是什麼讓一個人相信他真的看到了人生彼岸？為何那麼多人的人生彼岸都如此相似？科學能否真正解釋這一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什麼？
瀕死體驗大會
那次大會就像是俱樂部聚會一樣，充滿了歡快的氣氛。很多人都彼此相識多年。與會者都佩戴不同顏色的絲帶，以證明自己的身份，包括演講嘉賓、討論嘉賓、志願者，以及瀕死體驗者。大會設立了很多討論組，議題範圍非常廣泛，包括“神經科學可以從瀕死體驗中學到什麼”、“神聖的幾何舞蹈：創造一個通向上天的漩渦”、“前世迴歸小組”
協會主席戴安·科克倫(Diane Corcoran)做的公開講座顯然是針對新手的，300個座位的大廳顯得空空蕩蕩。她先是闡述了人們獲得瀕死體驗的各種情況——包括心臟病發作、溺水、觸電、身患絕症、戰鬥疲勞——然後介紹了這種體驗的典型特徵。
她提到了布魯斯·格雷森(Bruce Greyson)，也就是第一位認真研究瀕死體驗的醫生。格雷森設計了一套系統，根據16項指標來衡量瀕死體驗的等級，例如愉悦程度、碰到神靈、靈魂出竅等。每個指標都可以進行0至2的評分，因此最大分數為32分。超過6分即可歸為瀕死體驗，而一項研究顯示，自稱有過瀕死體驗的人平均得分約為15分。
但科克倫強調説，瀕死體驗的長期影響同樣是證明你是否有過瀕死體驗的一項重要指標，其重要性甚至與瀕死體驗本身相當。很多人雖然有過瀕死體驗，但多年以來卻一直沒有意識到，直到他們注意到這種影響後才將其拼湊起來。這包括對光線、聲音和特定化學品的高度敏感；更有同情心、更加大度，有時甚至有些過分；在守時和財務觀念上遇到困難；對所有人無條件地付出自己的愛，甚至令親友感到壓力；對電氣設備產生奇怪的影響。科克倫回憶道，在一次瀕死體驗大會上，酒店的電腦系統突然崩潰了。“把400個體驗者聚到一家酒店，肯定會發生一些事情。”她説。散落在台下的聽眾發出了讚許的笑聲。
科克倫戴着兩個胸牌。一個上面寫着她的名字，上面綁着好幾種顏色的絲帶，就像一個展開的百葉窗，上面寫着“35年”、“遺產社會”、“問我”和“服務於此”。（她對我説，她每年的會議上都會增加一條絲帶：“這最初是個玩笑，現在已經成了傳統。”）另外一個胸牌上寫着“上校”：她漫長的職業生涯中曾經擔任過很多職位，包括在陸軍護士隊擔任過一系列高級護士職位。她第一次遇到瀕死體驗者時還是一名初級護師，那是1969年，她當時在龍濱服役，那裏有美軍設在越南最大的陸軍基地。
我吃早餐時遇到了科克倫，她對我説：“沒人願意談論這些事情。一個年輕人對我講述了瀕死體驗，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説什麼，但我能從中看出他的情緒和情感。”自那以後，她一直在學習醫療知識，以期更好地瞭解瀕死體驗。“多數內科醫生都不太擅長與死亡和垂死狀況打交道。”她不動聲色地説道，“所以當你談到靈魂出竅的事情時，你就已經跳出了他們的研究範疇。”
最近，他一直在嘗試通過不同的方法尋找參加過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老兵，讓他們講述其曾經遭遇的瀕死體驗。“在軍中，我一直固執地認為這是個醫學問題。我對醫生説，他們必須下定決心。有很多病人遭遇過這種體驗。如果你要關心他們，就必須得到這些信息。”
文獻資料豐富
有關瀕死體驗（或者與之類似）的描述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紀，還有研究人員認為可以追溯到上古時期。目前已知的關於瀕死體驗最早的描述來自18世紀的一位法國軍醫，這段內容的概述最近發表在醫學期刊《Resuscitation》上。而普遍的觀點認為，現代醫學對瀕死體驗的研究始於1975年。那一年，由哲學家轉行為精神病學家的小雷蒙德·莫迪(Raymond A. Moody Jr.)出版了《身後事》(Life After Life)，書中的內容取自對大約50名瀕死體驗者的採訪。
莫迪的作品激發了一系列回憶錄、電視劇和文章。自那以後，在精神病學家、心理學家、心臟病學家和其他專業人士中形成了一個小圈子。他們都認同莫迪的一條信念：意識可能以某種非物質形態存在，雖然獨立於我們的大腦，但也與之緊密相連，而瀕死體驗或許可以提供這樣一種證據。這個小圈子裏的主要成員都在著名高校和醫院擁有顯赫的身份。他們相互推薦彼此的著作，還就靈性和意識的本性等話題發表演講。
這些書中最值得一讀的或許是2009年出版的選集《瀕死體驗手冊：30年之調查》(The Handbook of Near-Death Experiences: Thirty Years of Investigation)。據該書介紹，截至2005年，有關瀕死體驗的數十項研究總共涉及了3500個對象，由此催生了大約600篇學術文章。其中很多文章都發表在《瀕死研究期刊》(Journal of Near-Death Studies)上，這本國際瀕死體驗研究協會的內部刊物也是一本由同行評審的刊物。但其他很多文章都發表在了主流醫學雜誌上。我今年2月對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的PubMed數據庫進行檢索後發現，約有240篇論文提到了瀕死體驗。（該數據庫並未收錄《瀕死研究期刊》。）
多數瀕死研究都是回顧性的，這表明研究人員都會尋找那些有過這類體驗的人，並對其進行採訪。從科研角度來看，這會造成幾個問題。這意味着研究對象都是“自我選擇的”，所以可能不具代表性。例如，與在瀕死體驗中感到幸福的人相比，有過可怕的瀕死體驗的人或許不太願意講述自己的故事。
（在論證瀕死體驗為何不是垂死大腦的一種幻覺時，其中一個論據是：太多的故事都包含了類似的場景。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一些研究的確只報告了廣為人知愉悦體驗，但實際上，在十餘項不同的研究所報告的瀕死體驗中，令人不快的體驗佔到23%。）多數採訪都是在瀕死體驗發生後幾年進行的，所以記憶可能出錯。而最重要的在於，回顧性研究無法通過可靠的數據瞭解研究對象的身體和大腦究竟在他們感覺靈魂出竅時發生了什麼。
這一領域發佈的前瞻性研究大約有十餘項，其中幾項是近幾年進行的。在這些研究中，研究人員通常會在取得病人同意的情況下，儘快採訪在明確急症（例如心臟驟停）中倖存的人。研究人員會向病人詢問開放性的問題，讓他們講述搶救過程中的體驗。倘若他們報告任何異常情況，研究人員就會查看病例及其主治醫生的敍述，尋找可能解釋這種體驗的信號，或者證明他們的大腦在相關時間內曾經停止工作。這類研究調查的瀕死體驗者總數不到300人。
那些相信靈魂出竅的人希望找到一個確鑿的案例證明此事。曾經有一位著名研究人員將這種現象稱作“明顯不是來自肉身的真實知覺”——換成通俗的説法就是：在這樣的體驗中，你看到和聽到了一些原本無法看到或聽到的事情，但事後證明這些事情的確發生過。不過，靈魂出竅只是格雷森所列的16項可能的瀕死體驗元素之一，而有過這種感受的體驗者在不同的研究中佔比也各不相同。
作為瀕死體驗中唯一一個感知物理世界而非精神世界的階段，靈魂出竅或許是最有可能説服懷疑者的因素之一。如果能證明有人在瀕死體驗中看到或聽到了腦科學認為他們不可能看到或聽到的事情，那至少就能證明我們對大腦的理解並不像我們以為的那麼完善。這甚至可以證明意識可以獨立於軀體而存在。
因此，真實知覺的報告在瀕死體驗者中的重要性堪比圖騰。其中最令人振奮的是一個關於“瑪利亞”的故事，她在1977年因為心臟驟停在醫院裏有過一次瀕死體驗。“瑪利亞”後來告訴社工，當醫生搶救她時，她發現自己浮在醫院辦公大樓外，看到3樓的窗台上有一隻網球鞋，她還對那隻鞋進行了細緻描述。那名社工後來親自前往瑪利亞所説的那個窗台查看，不僅找到了那隻鞋，還發現根本不可能從瑪利亞所在的病房內看清那隻鞋的所有細節。
那些社工名叫金伯莉·克拉克·夏普(Kimberly Clark Sharp)，如今已經年過六十。她留着濃密的捲髮，在那次大會上充當我的非正式新聞發佈官。她和她的故事已經在國際瀕死體驗研究協會內廣為人知。我聽好幾個人説過“瑪利亞的鞋”或“網球鞋案例”。
不過，儘管“瑪利亞的鞋”的確很有吸引力，但從證據角度來看，説服力仍然不強。接受了幾年的治療後，瑪利亞就消失了，沒有人能找到她，也就無法進一步證實她的故事。
還有一個更有效力的案例來自創作型歌手帕姆·雷諾茲(Pam Reynolds)。1991年，彼時35歲的雷諾茲接受了一次腦動脈瘤切除手術。由於擔心動脈瘤可能破裂，導致她在手術中死亡，她的醫生採取了一種名為“低體温心臟驟停”的激進方法——將她的身體冷卻到60華氏度（約合15.6攝氏度），停止了她的心跳，並將血液從她的腦部吸出。這種冷卻法可以避免細胞在缺氧狀態下死亡。當醫生恢復她的心跳和體温時，她將會“重新啓動”。
為了100%確定雷諾茲的大腦在手術中處於完全“關閉”狀態，醫療團隊將一個小喇叭放到她的耳朵裏，以100分貝的聲音播放着快速而持續的滴答聲——相當於割草機或手提鑽發出的響度。如果她有任何的意識，如此高強度的滴答聲肯定會在腦幹中產生電信號，而醫生便可立刻通過腦電圖監測到。
儀器監測結果證明，在長達數分鐘的時間內，雷諾茲的大腦和身體都處於死亡狀態。然而在手術結束後，她卻表示自己經歷了強烈的瀕死體驗，包括靈魂出竅，她甚至準確地回憶起手術室裏發生的一些細節，包括鋸開她頭蓋骨的骨鋸形狀、醫護人員之間的對話，以及醫療人員當時收聽的《加州旅館》——她事後回憶時表示，這很不合適。在瀕死體驗圈內，雷諾茲絕對算得上是經典案例。
然而，雷諾茲所講述的所有真實知覺都不是在她的腦電圖為直線的情況下發生的。有的是在之前，有的是在之後，雖然她當時也處於麻醉狀態，但依然“活着”。據估計，“麻醉意識”大約會影響千分之一的病人。因此，懷疑者認為，雷諾茲可能聽到了一些醫護人員的對話，她也有可能通過骨鋸的聲音或震動推斷出了它的形狀，還有可能利用她在手術前後注意到的一些細節重構了虛假記憶。
2011年，在雷諾茲因為心力衰竭死亡後，《瀕死研究期刊》用了整整一期的內容討論她的案例。在那一期的雜誌中，一位懷疑瀕死體驗的人和兩位相信瀕死體驗的人就很多非常詳細的問題展開了辯論，包括喇叭在她的耳朵裏播放噪音的時間、骨傳導聲音的方式，還涉及一些關於非肉身思維究竟有可能通過何種方式感知物理刺激的深奧理論。最終，該期刊的編輯賈尼斯·米勒·霍爾登(Janice Miner Holden)總結道，雷諾茲這樣的案例“提供的不完美數據可能永遠無法成為真憑實據。”
其他明顯的真實知覺案例至少從表面看來也很引人入勝，但可惜的是，這類案例的數量很有限。霍爾登從各種文獻中找出了一些類似的案例，統一收錄在在《瀕死體驗手冊》中。她捨棄了雷蒙德·莫迪的書1975年出版後發表一些個人回憶錄，而是把重點放在了1975年之前出版的書籍，以及研究人員和醫務工作者展開的系統性研究。最終，她總共蒐集了大約100份關於瀕死體驗中的真實知覺的報告。但其中只有35個案例能夠在瀕死體驗者之外的其他來源，找到足以證明其所述內容準確無誤的記錄。然而，即使是這35個案例，也沒有一個能夠無可爭議地證明瀕死體驗者看到了只有脱離肉體的靈魂才能看到的東西。
正因如此，才有一些研究人員試圖充分利用容易出現瀕死體驗的環境，來創造一種檢驗真實知覺的簡單方法。
探索科學實驗方法
為了通過讓科學家滿意的證據來證明非肉體意識的存在，就需要一套規範的研究方案。事實上，這並非難事。在《瀕死體驗手冊》中，賈尼斯·霍爾登將此概括如下：
“在一個可能發生瀕死體驗的地方放置一些感知刺激物，然後採訪所有在那個刺激物附近存活下來的瀕死體驗者，判斷他們是否感知到這個刺激物……放置這個刺激物時應該確保只有瀕死體驗者能感知到，該區域的其他人無法感知。通過這種方式來排除受訪者或其他人有意無意地把刺激內容通過正常（甚至超常）渠道告訴瀕死體驗者的可能，甚至連研究團隊或相關人員都不應該知道刺激物的存在。”
目前為止已經有6項研究嘗試過這種方法，主要都是針對心臟驟停病人，但都沒有發現確鑿的真實感知案例。所有這些實驗都在某個較高的位置放置了某種刺激物（例如一張紙或一個電子顯示屏上顯示的一張畫或一個標記），確保只有當人浮在接近天花板的半空時才能看到。研究的設計者們會竭盡所能確保採訪結束前沒有人知道這個刺激物的存在——包括醫生、護士以及負責採訪病人的人。（但霍爾登也表示，要讓醫院的工作人員遵守這項規則並非易事。）
最近的一次規模最大的嘗試是所謂的Aware研究，負責人是紐約州立大學斯托尼布魯克分校的山姆·帕尼亞，他去年10月將論文發表在醫學期刊《Resuscitation》上。在該論文中，15家參與研究的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醫院都在可能搶救心臟驟停病人的房間內安裝了用於放置圖畫的架子。
Aware研究的結果立刻凸顯出這類研究的關鍵問題：很難獲得足夠的數據。在4年的研究過程中，這項研究總共記錄了2060起心臟驟停病例。（實際案例高於這一數字，但研究人員無法全部記錄。）在這些病人中，共有330人存活下來，140人足以接受採訪並同意參與實驗。在這140人中，101人通過了篩選面試，其他人未能通過，“主要是因為疲勞過度”。按照格雷森體系進行評級後，在剩餘的101人中，有9人記得自己曾經體驗過瀕死體驗，2人記得有過靈魂出竅的體驗。在這2個人中，有1個人因為病情過重無法繼續接受採訪。所以只剩下1個受訪者可以回憶他所看到的詳細內容。
這僅有的1個案例引起了研究人員的興趣。這位病人是一位57歲的男性，他説自己浮在房間中央，看到醫護人員在搶救他，他親眼看見醫生在自己身上使用除顫器。根據帕尼亞的論文，此人描述的一些細節得到了驗證。不僅如此，研究人員通過測算發現，他可能看見了自己的心臟停止跳動後長達3分鐘的場景。
倘若果真如此，就將成為一項重大發現。心臟停止跳動後大約20秒內，腦電圖就會變成直線。心肺復甦可以提供足夠的血流來放慢細胞死亡的速度，但卻不足以重啓大腦。與麻醉或昏迷狀態的大腦不同，該病人的大腦在其心臟自主恢復跳動前應該已經完全罷工。
不過，這項臨牀證據依然存有一些瑕疵。即便參與Aware研究的醫院在不同地點安裝了大約1000個架子來展示特殊的圖畫，但只有22%的心臟上驟停病例發生在架子旁，而這位“明星病人”並非其中之一。
科學解釋論據不足
面對種種引人入勝的瀕死體驗故事，體驗者總是認為科學解釋難以令他們滿意。這其實並不奇怪：有關瀕死體驗的科學理論並不罕見，但這些理論往往過於冷酷，無法打動人心，與瀕死體驗者所描述的內容相比也不夠完整。
這些理論包括：心臟驟停導致的昏迷經常會出現缺氧現象，而缺氧往往引發恍惚、混亂和幻覺的情況——這一點早已為人所知。顳頂聯合區是大腦中負責處理各種感覺器官信號的區域，它將這些信號結合起來，讓你感覺到自己身體的存在。因此，這個部位如果出現問題，就會產生靈魂出竅的感覺。有一種理論認為，二氧化碳過多（高碳酸血癥）可能令人感覺靈魂脱離身體，或者進入一個隧道——但這種理論並沒有太多證據。神經化學在觸發幻覺或產生平靜安詳感覺的過程中或許發揮了一定的作用。諸如此類的理論不勝枚舉。
認可這些瀕死體驗者的醫生認為，有很多方式可以反駁這些唯物主義者的解釋。山姆·帕尼亞和皮姆·範·拉曼爾等人都在他們的書中對此進行了詳細闡述。簡單來説，這些反駁觀點認為：儘管各種各樣的科學解釋看似可信，但卻沒有證據能夠真正解釋究竟發生了什麼。很多瀕死體驗發生時並沒有處在上述可以進行科學測量的環境中。而在這樣環境中，往往也不會發生瀕死體驗。目前仍然缺乏足夠的數據在些理論與瀕死體驗之間建立相關性，更無法證明它們之間存在因果關係。
另外，現在仍然很難判斷如何才能獲得足夠的數據，至少在心臟驟停案例中的確如此。帕尼亞的Aware研究歷時4年，覆蓋15所醫院，但最終卻只得到了9個瀕死體驗案例。2010年發表的一份來自斯洛文尼亞的前瞻性研究報告的確在瀕死體驗與心臟病人的高碳酸血癥之間找到了相關性——但並沒有發現與缺氧之間的關係——不過，其樣本也只有52人，而報告瀕死體驗的也只有11例
還有一種唯物主義者經常提及的新式研究方法。在密歇根大學2013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中，科學家對大鼠進行了麻醉，並停止了它們的心跳。在30秒內，大鼠的腦電圖就變成了直線——但最初卻出現了棘波，表明大腦的不同部分彼此之間發生了比清醒時更加活躍的交流。
這種交流被視作意識的一個關鍵步驟：實際上，大腦的不同部分此時正在對比它們獲得的刺激。如果人類體驗到與大鼠相同的死亡過程，可能意味着當氧氣供給被切斷時，大腦會試圖搞清究竟發生了什麼狀況，因而會進入最後一次極度活躍的痙攣狀態。倘若如此，這種活躍或許就能解釋人們為何能在瀕死體驗中感受到比物理世界更真實的感覺。
但同樣地，這種解釋仍然只是看似有理，卻無法得到證實。倘若帕尼亞等研究人員能夠令人信服地證明，像Aware研究中的那位男士一樣的病人會在心臟停止跳動後的幾分鐘甚至更長時間內產生幾次一閃而過的自覺意識，那麼整個的爭論將會再次爆發。目前為止，死亡棘波只是瀕死體驗拼圖中的又一個脱節的碎片——事實上，我們仍未找出拼好這個拼圖的方法。
那麼要揭示瀕死體驗背後的科學原理，下一步又該怎麼辦？我詢問了英國心理學家蘇珊·布萊克摩爾(Susan Blackmore)。在眾多反對用唯心理論解釋瀕死體驗的科學家中，她可能是最為著名的一個。她本人年輕時就曾有過強烈的靈魂出竅體驗，在那之後，她就開始調查各種超自然能力，她的職業生涯中有很大一部分工作都在用科學的理論解釋這些現象。
布萊克摩爾認為，這一謎團可能已經基本解決。她表示，我們已經知道，瀕臨死亡的壓力會迫使大腦處於極度活躍的狀態，從而觸發上文提到的所有現象。她在通過電子郵件表示，目前剩餘的最大問題在於：
“我們會在各種藥物的作用下、在疾病中或者其他情況下會看到這些現象孤立而自發地出現，但在瀕死體驗中他，它們往往以特定順序出現。為什麼會這樣？我們或許會猜測，這可能與一系列神經傳導物質有關，這也有可能是極度活躍狀態的傳播方式，或者……？我不知道答案是什麼，但我猜我們很快就能找到。”
我認為布萊克摩爾的這個問題（為什麼有這麼多的瀕死體驗都遵循了相同的順序）一旦得到解答，不僅可以完成整個拼圖，讓我們明白瀕死體驗是如何發生的，還能幫助我們理解瀕死體驗為何對體驗者產生了如此深遠的影響。
“英雄之旅”敍事結構
阿拉納·卡蘭(Alana Karran)是一名教練，他在國際瀕死體驗研究協會的年會上負責實施引導性冥想，回顧典型的瀕死體驗步驟。她幫助我理解了這種順序的重要性。她指出，這種體驗與“英雄之旅”類似——這是美國作家兼神話學家約瑟夫·坎貝爾(Joseph Campbell)在1949年發現的一種敍事框架，並將其命名為“monomyth”。這種模式幾乎適用於任何形式的故事，從宗教神話到希臘史詩，再到好萊塢大片和個人回憶錄。
在這種結構中，主人公因為某種干擾而跳出了他的正常生活。他起初並不願意，但在某個導師或智者的催促下，還是展開了一場通往陌生世界的旅程。他在那裏面臨考驗、對抗敵人，質疑朋友和盟友的忠誠。隨後，他還要面對最嚴峻的考驗，瀕臨失敗或死亡，最終以另外一種方式勝利返回他開始的地方。
很多瀕死體驗者的敍述都或多或少遵循了這種結構。在《天堂證據》中，艾本·亞歷山大(Eben Alexander)描述他起初被困在一個黑暗的地方，像是一個半透明的泥沼或是“骯髒的果凍”，周圍佈滿了“奇形怪狀的動物臉”，讓他逐漸產生了幽閉恐懼症。最終，有一個東西將他拉了出來，並帶入了“我畢生見過的最奇怪、最美妙的世界”——一個世外桃源。在那裏，他遇到了騎在蝴蝶翅膀上的美麗女孩，她告訴他，他是“親愛的、珍貴的、永恆的”。然後她陪伴他踏上了一段旅程，前往一個充滿亮光的空間。他在那裏碰到一個神靈，幫助他解開了宇宙的很多奧秘。在這兩個世界中來來回回了一段時間後，他最後下降到他最初開始的那個黑暗的地方——只不過，原本那些古怪的動物變成了一個個為他祈禱的人的面龐。
如果你一直生活在掙扎中，一次瀕死體驗將會把你引向不同的方向：你差點就死了，所以必須做出一些改變。
英雄之旅在各種故事題材中都很流行（事實上，有人甚至會説坎貝爾的這番總結摧毀了現代娛樂業），因為它的確非常有效。它提供了一種可能，讓你跳出始終束縛你的環境，通過一番轉變讓它變得更加美好。
在大會的所有與會者中，沒有人比傑夫·奧爾森(Jeff Olsen)更渴望這種救贖和轉變——他也是會上的兩位主旨演講嘉賓之一。奧爾森通過兩本書和許多段YouTube視頻講述過自己的故事，那是一段令人嫉妒痛苦的故事。
一次度假歸來時，他因為疲勞駕駛在方向盤上睡着了，結果出了事故。他躺在汽車殘骸上，背撞斷了，一隻胳膊幾乎掉了下來，一條腿也毀掉了。有一段時間，他很清醒地聽到7歲的兒子在痛哭，妻子和仍在襁褓中的兒子已經沒有了聲音。他在《我知道他們的心》(I Knew Their Hearts)一書中寫道：“對這樣一個導致半個家庭死於非命的男人，你會説什麼？”
答案是：“你很完美：你與眾生一樣都是我的兒子；你是神聖的。”這是他在當時的瀕死體驗中聽到的一段話。他似乎在一個配有嬰兒牀的房間裏找到了自己，牀上放着他已經死去的兒子。當他把兒子抱起時，他突然感覺自己被一陣愛意包裹。他知道，那是他的“神聖造物主”。
這正是令瀕死體驗的力量如此強大的關鍵原因，也是人們為何不理會任何科學證據，堅持認定這種體驗的原因。無論是你是真的看到了神靈，還是僅僅因為你的大腦釋放了空前的化學物質，這種體驗都能帶來強烈而新奇的感受，迫使你重新思考你的人生。如果瀕死體驗在災難中發生，便可提供一種方法讓你理解這場災難，並重建自己的生活。如果你的生活在與疾病或疑惑作鬥爭，瀕死體驗也會把你引向不同的方向：你差點就死了，所以必須做出一些改變。
於是，這又把我們帶回到蘇珊·布萊克摩爾的問題：如果瀕死體驗只是你的大腦陷入混亂的一種表現，為什麼有那麼多體驗都遵循了相同的順序，而這種順序恰好符合轉化和重生的基本敍事結構。
偽科學理論盛行
很明顯，與會者中沒有人認為瀕死體驗只是大腦物理過程的產物。但仍然有幾個演講者承諾，將會揭開瀕死體驗背後的科學原理。
中年機械工程師阿蘭·休吉諾特(Alan Hugenot)表示，他的演講題目是“來世的前沿科學”。他向聽眾講述了各種各樣的前沿物理學和神秘主義理論，最終總結道，整個宇宙都是一種意識，這既可以解釋瀕死體驗，也可以解釋量子理論中的部分悖論。
由於我是學物理出身的，所以我知道休吉諾特的理論充滿了漏洞，但我也知道關於宇宙是一種意識的想法既不瘋狂也不新穎。身為量子物理的締造者之一，薛定諤就是對印度教的哲理很感興趣，而且也相信類似的説法。事實上，頂尖科學家懷有宗教和神學信仰的情況早已有之。
但他們之所以能成為大科學家，是因為他們明白科學理論與神秘主義或推測之間的區別——前者必須能夠用可以觀察到的證據進行驗證。所以，我在休吉諾特演講的最後問了一個問題：他的理論能否得到驗證。他起初並沒有回答，但最終還是表示，可以設計這樣的實驗。
“你設計了嗎？”我問。
“沒有，我還沒有機會這麼做。”
相比而言，羅伯特·梅斯(Robert Mays)更加沉着，他留着弗洛伊德式的鬍鬚，一副教授的派頭。他描述了一種他與妻子蘇珊娜(Suzanne)共同設計的詳細理論。他提出非物質意識（一種“心靈實體”）可以指揮大腦。梅斯説，這種解釋可以解決大腦中的一系列電脈衝如何變成了感覺和意識，還能解決瀕死體驗的種種謎團。
梅斯還展開了詳細的闡述，指明瞭心靈實體需要與哪些腦細胞展開互動才能控制大腦。他甚至設想了心靈實體用物理學術語的描述方法：“微型振盪電偶極子或磁偶極子的精細分化型結構”。當我詢問他這種理論如何檢驗時，他説可以測量一個人的“能量場”對“體外生物神經元”的影響。這聽起來似乎很不錯，只不過，目前還有一個物理學家見過他所謂的“能量場”。
儘管風格和主題各有不同，但梅斯和休吉諾特等人都闡述了一個類似的願景：希望通過一個包羅萬象的全面解釋，將人們真正認可的事情與人們希望的事情聯繫來，從而給宇宙營造一種秩序感。這也無怪乎瀕死體驗者認為這類事情如此有吸引力。
可是，大會上為什麼有那麼多與真正的科學相悖的理論？當我與戴安·科克倫共進早餐時，我問她為什麼沒有人在會上從唯物主義者的角度來討論問題。
“經過了這些年，經過了各種研究，我們已經過了那個階段。”她説，“儘管總是會有一兩個質疑的人，但我們不會把他們帶入這個環境中。因為這是一個支持瀕死體驗的環境，不是一個質疑的環境。”她補充説，“我們進行過徵文，但從見過懷疑的論文。。”
“他們可能感覺自己不受歡迎。”我説。
“或許的確如此！”她回答道，“但我們試圖擴大範圍，有很多關於意識存在於大腦之外的成果。”她表示，一位著名研究人員曾經表示，“當有人發表論文説‘我有一種解釋’時，甚至根本不值得作出回應。多數這麼做的人根本沒有認真研究過這個領域。”
在某種程度讓，我認為這種説法很合理。很多與瀕死體驗有關的著作不僅質疑這些體驗者，甚至嘲笑他們。而各種各樣的科學解釋雖然聽起來很有道理，但也的確缺乏確鑿證據。
然而，我在大會上聽到的很多理論不僅抗拒科學，甚至對科學進行曲解。在酒店的走廊裏，我遇到了休吉諾特。我説，科學理論的根本在於必須能夠驗證，可以驗證就意味着可以證偽：從理論上講，你有可能設計出一個實驗證明某個理論是錯誤的。例如，如果我鬆開手中的咖啡杯，它不會每次都落到地板上，而是有可能浮在半空，那就可以證明萬有引力是錯誤的。這個理論每通過一次驗證，我們的信心就會增強一些。但我們不會永遠相信這種理論：我們在不斷尋找它可能失效的環境。
所以我問，意識塑造宇宙這種理論如何檢驗？他用詭辯迴避了我的問題：如果你鬆開手中的咖啡杯，你説它會落下。但哪個方向是下？如果我換一個視角，想象地面在我們頭上，或許下就變成了上。
我走近他，把杯子舉到他頭上，提議測試一下萬有引力。他大聲笑了起來，笑得很緊張。
大會進行到第三天，我開始感到失望，認為無法在這裏找到理性的聲音。這裏的人所闡述的理論似乎不是偽科學就是徹頭徹尾的神秘論。但就在那時，我遇到了米奇·雷斯特(Mitch Liester)。
雷斯特是一位精神病學家，畢業於科羅拉多大學和加州大學歐文分校，他高高的個子，長得很帥氣。他講話的口氣温文爾雅，展現了極高的包容度，讓你願意向他講述自己知道的一切。他對我説，正統的醫學訓練讓他對瀕死體驗產生了質疑。但當他還在讀書時，他的祖父就經歷過一次瀕死體驗。之後，他不斷遇到其他的體驗者——並非都是病人。“人們不斷對我説起這種事情。”
萊斯特也曾主動讓自己體驗過“類瀕死體驗”——具備瀕死體驗的一些特點，但並沒有瀕臨死亡，也沒有服用任何迷幻藥。所以我問他，他本人對於靈魂出竅這件事究竟怎麼看？
“從理性上講，我並不相信，但由於親身體驗過，所以我知道這是真的。我一直在參與這場持續不斷的討論。”
我問，在唯心論者與唯物論者之間是否存在一箇中間狀態？他承認很難找到。“很多唯物論科學家似乎不認為這是個嚴肅的科學話題……與此同時，很多有過瀕死體驗的人對科學並不感興趣。”
雷斯特每天早晨都會與一羣折衷派人士共進早餐，其中包括一位物理學家、一位材料科學家、一位藝術家、一位擁有哲學學位的牧師，以及一位收容所法律顧問（他同時也是一名印第安人太陽舞者）。他們一起探討如何用嚴謹而開放的科學態度推進瀕死體驗的研究。“我認為可以在這道鴻溝上架起一座橋樑。”他説。
在我們隨後的郵件交流中，雷斯特闡述了研究人員可能展開深入研究的領域：他們可以在人處於恍惚或其他“先驗”狀態時對其大腦進行成像掃描。他們可以研究號稱擁有特殊精神力量的人，例如薩滿教巫師。他們還可以嘗試調查瀕死狀態的人形成的記憶特性，及其與常規記憶之間有何不同（雷斯特就在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他們還可以設計一種嚴格的實驗方式，檢驗自稱對電磁場敏感或能夠干擾電子設備的人是否撒謊。他們還可以對密歇根大學的研究人員在大鼠試驗中發現的死亡棘波展開更多研究，甚至嘗試在人類病人身上分離出這種數據。諸如此類。
他表示，無論你如何解釋瀕死體驗，這些現象都是人們生活中的關鍵事件。“這是一個催化劑，它可以影響許多不同的層面，包括心理、情緒，甚至生理。”
回答生與死的問題
即使研究最終證明，瀕死體驗只不過是垂死大腦痙攣的產物——多數科學家都認同這種假設——也完全有理由對此展開一番調查，畢竟這種現象涉及科學中最為神秘的問題之一，而且對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認知構成了挑戰：這個問題就是意識。
曾幾何時，人們認為生死之間界限分明，但現在看來，這種界限卻變得越發模糊起來。山姆·帕尼亞在最近發表的一篇題為《死亡與意識》(Death and Consciousness)的綜述性論文中承認，研究證明，與流行的觀念相悖的是，在你停止呼吸幾分鐘後導致大腦受損的並不僅僅是缺氧本身。缺氧狀態的腦細胞可能需要幾個小時才會衰弱到無法恢復的狀態，尤其是在低温條件下——正因如此，才會出現埋入積雪或墜入冰湖中的人復活的案例。真正造成重要破壞的，是血液和化學物質匆忙湧入時突然恢復的腦細胞供氧，也就是所謂的“復甦後綜合徵”。新的醫學技術已經增加了阻止這類破壞的可能，從而讓以前可能被宣佈死亡的人重新復活。
對某些人來説，這進一步證明人的精神肯定能夠脱離肉體而存在——否則，當大腦死亡後，精神去了哪裏？對唯物主義者來説，這卻是證明了相反的理論：靈魂不會“去”任何地方——好比你關掉投影儀後，幻燈片上的圖像也會消失。他們認為，這表明精神和意識是大腦的湧現性質，通過我們神經系統裏的各種物理和化學變化結合在一起。
但倘若果真如此，那麼這種結合又是怎麼發生的呢？這是意識研究的關鍵問題。作為密歇根大學的大鼠研究的聯合作者之一，喬治·馬紹爾(George A. Mashour)是堅定的唯物論者。他指出，如果很難解釋一個健康的大腦如何產生意識，那就更難解釋瀕臨死亡的受損大腦如何產生如此栩栩如生的“超現實”感覺。“能否用科學理論解釋瀕死體驗是意識科學的一個關鍵閃點。”他對我説。
如果能夠在垂死的人類大腦中建立與大鼠研究中類似的劇烈神經活動，不僅有助於解釋瀕死體驗，還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瞭解意識的神經生物學特性。但馬紹爾表示，人類不是大鼠，不太可能從那些在心臟驟停中獲得瀕死體驗然後活過來告訴你整個過程人那裏，蒐集到足夠多的有用數據。但他表示，對大鼠的研究至少給出了一種可能性，讓我們在解釋瀕死體驗時未必非要“拋棄大腦與意識之間的聯繫”。
意識是如何產生的？這個問題可能是整個21世紀最據標誌意義的問題之一，因為我們很可能在這個世紀首次創造出像人類大腦一樣複雜的機器。這些機器能有意識嗎？我們如何判斷它們是否有意識？意識之於它們與意識之於我們是否相同？這對身為它們的創造者的我們意味着什麼？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首先深刻理解我們自己的意識究竟由什麼構成。
最後，如果沒有別的理由排除唯心論的解釋，的確值得對瀕死體驗展開嚴格的科學研究。那些篤信來世的人或許永遠不會動搖。畢竟，即便有大量的科學證據給出了反證，還是有很多人堅持自己的唯心思想。然而，只有承認知識的侷限，並緩慢推進這種侷限，科學才能進步。在沒有徹底揭開瀕死體驗的科學真相前，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嘲笑那些篤信此事的人。
假如我們通過嚴格的實驗，對瀕死體驗給出全面而嚴謹的唯物主義論證，之後應當怎樣？這是否意味着各種看到天使和自己已故親人的故事都只是幻覺，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我不認同這種觀點。我在大會上看到的種種現象告訴我，就算是最堅定的唯物論者也可以從瀕死體驗中學到很多東西，比如，人們如何將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合理化，以及我們所講的故事在塑造我們對自己身份認知的過程中發揮的核心作用。
在這個問題上，反倒是堅定質疑瀕死體驗的布萊克摩爾與我有着相似的看法。他在發給我的郵件中斥責了那些完全以二元論看待瀕死體驗的人：
“有人把對瀕死體驗的態度分成黑白分明的兩個對立面：一邊認為瀕死體驗‘千真萬確、美妙絕倫、充滿靈性’；另一邊認為瀕死體驗‘不過是毫無意義的幻覺’。但實際上，在我看來，瀕死體驗可以成為美妙絕倫、改變一生的體驗，它可以闡明人類的處境，還能回答生與死的問題。”（長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