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遙：左奔右突無覓處，棄霸從王是正途

左奔右突無覓處，棄霸從王是正途

——**《美國獨行：西方世界的末日》導讀

一、美國如何獨行？

2015年底，當新星出版社的資深編輯、我在北大國際政治系的大師兄秦千里博士找到我，問我是否願意將《美國獨行：西方世界的末日》譯成中文出版時，我頗感詫異。一來，這本書在美國首版已是2006年，儘管甫一問世就登上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我在哈佛大學學習期間也曾在圖書館饒有興致地通讀全書，然而，十年之後再將這本老書譯介給國內讀者，是否有些時過境遷？二來，儘管名為“西方世界的末日”，該書作者斯坦恩卻無處不在傳達着“西方中心主義”的偏頗觀點，這位保守派政治學者雖然出生在加拿大，卻有着一顆無比純正的“美國心”，由此引發的對於國際關係的一系列偏見和執念，究竟是否有益於我們認知當下的世界？

抱着種種疑問，我重讀了全書。這本書到底講了些什麼呢？用作者的話説，它揭示了“西方世界的消亡厄運”：

“‘二戰’之後六十年所形成的世界秩序即將終結，由美國及其跨大西洋的歐洲盟友們所開創並維護的欣欣向榮的全球榮景，也行將隨之一併香消玉殞。這還不過只是我們當前面臨諸多問題中的小菜一碟，真正的大問題在於，秩序的變化或許僅僅是一個徵兆，一個更深程度上文明衰落與精神崩潰的不祥徵兆——在西方隕落之後，我們的未來將徹底毀於非西方文明之手。”

作者的上述自白，恰恰揭示了該書的意義與侷限。

2006年，西方資本市場尚且呈現一派欣欣向榮的表象，誰也未曾預知，兩年之後將會爆發一場曠日持久、影響深遠的國際金融海嘯;在小布什總統的強硬姿態之下，更鮮有學者認為已主導國際秩序長達數百年的西方文明行將“香消玉殞”，而非西方世界的集體崛起很快將成為現實。然而，2008年底，起自美國的次貸危機迅疾蔓延全球，西方世界猝不及防、捉襟見肘，以往在國際經濟中包打天下的“七國集團”不得不讓位於吸納了更多非西方國家的“二十國集團”。此後，美國學界對於西方衰落的焦慮與爭論甚囂塵上——從這個意義上説，《美國獨行》在十年前提出的“國際秩序大轉型”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一些預言甚至日益被今天的國際關係現實所驗證。

不過，面對秩序變革，該書作者斯坦恩所抱持的種族優先、文明衝突的觀點卻令人不敢苟同——對於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他一方面深愛不已，另一方面又怒其不爭;對於非西方世界特別是伊斯蘭國家，他卻將之蔑稱為“返古化的人類”，哀嘆孕育了人類現代化的歐洲大陸註定要陷入“由伊斯蘭移民所引發的漫漫長夜”，而美國將是孑然獨行的唯一希望，“成為抵抗‘返古化’悲劇的最後一個西方國家”。

對於該書之中一些明顯的偏見，相信讀者朋友能夠明辨是非。

首先，該書關於伊斯蘭的觀點狹隘而偏激。書中危言聳聽地提出，“伊斯蘭這一特殊的宗教歷來有着嗜血的信仰，信徒的暴力行為總能在教法中得到合法化”，並預言西方國家“終將在國內動亂之後被穆斯林世界所活活吞噬”。

將少數極端主義恐怖分子和整個伊斯蘭文明劃上等號，將西方國家的社會危機歸咎於穆斯林等外來移民，顯然是錯誤的偏見。2016年5月7日，來自英國工黨的薩迪克•汗贏得選舉，成為倫敦有史以來第一位穆斯林市長。20世紀60年代，薩迪克的父母從巴基斯坦移民倫敦，父親作了幾十年的公交車司機，母親做縫紉工、每縫一條裙子掙取微薄的幾毛錢，薩迪克與兄弟們上中學起就開始打零工、送報紙、補貼家用。就是這樣一個全家10口人擠在狹小廉租房內的窮苦家庭，父母卻供養8個孩子全部拿到了大學學位，成為踏實勞動的有用之人。不論何時何地，不論種族、宗教、膚色如何，勤勞、善良、守法的人都應該得到尊重。

其次，該書對於美國不吝溢美之詞，甚至以頗為自戀的方式為“美國霸權”塗脂抹粉，卻又在不知不覺中亮明瞭美國的霸權作風：

“美國當屬歷史上最善良的霸權：它是世界上第一個非帝國主義的超級大國，在有能力掌控世界時，卻選擇甘作一個在地緣政治中包養他國的乾爹。……在擘劃國際政治秩序時，它同樣創立了一系列國際組織，而自己卻甘願作一個‘非帝國性質’的霸權，韜光養晦、深藏功名，並進而使其他國家有機會去宣揚其價值、理念和聲音。”

如若美國能夠韜光養晦，國際關係早非今日之模樣;“非帝國性質的霸權”，歸根結底也還是慣於“包養”和控制他國的霸權。

再次，該書對於歐洲的前途作出了異常悲觀的判斷，斷言“歐洲一定命不久長矣”。作者哀嘆，歐洲存在着“因太過自私而不克繁衍的”人口危機、“中央集權保障下的窮奢極欲的”福利缺口、“由經濟和人口因素引致的實力衰竭後的”戰爭隱患，並最終會因穆斯林移民不斷增多而“重新淪為伊斯蘭的殖民地”。

最後，該書對於美國以外的世界，極盡諷刺妄議之能事，書中描繪瞭如下圖景：“一個負重難行的中國，一個搖搖欲墜的俄羅斯，一個狂悖無道的中東，一個瘟疫橫行的非洲，一個飽受內戰之苦的‘伊斯蘭化’的歐洲。”在作者看來，世界上唯獨剩下的一個希望就是美國，然而，“如果美國無法找到新的盟友以替代舊的夥伴，它終將發現自己比想象中更加悲涼地陷入一種遺世獨立的逆境之中”。

美國這一次該如何拯救世界？該書不僅繼續鼓吹“文明衝突論”，甚至提出了荒腔走板的政策建議：

“創建一支民間戰隊以配合美國的武裝戰隊，在一個‘帝國主義’已然不吃香的時代裏，成為類似於當年英國殖民部的一種替代機構，藉以在穆斯林國家推行另一種體制、架構與價值觀。”

作者斯坦恩的觀點，代表了相當一部分美國右翼政治人士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是我們不得不瞭解、不應不批駁的現實思潮。

中國一向提倡文明互鑑，所謂“基督徒與穆斯林存在天然矛盾”的言論，在中華文化看來，不但遺禍無窮，也根本不符合事實。2015年12月21日，一輛從肯尼亞開往索馬里邊境的長途巴士遭到索馬里青年黨武裝的恐怖襲擊，恐怖分子要求穆斯林乘客站出來，以幫忙辨認基督徒乘客。然而，生死關頭，穆斯林乘客拒絕就範，他們甘冒生命危險對恐怖分子説：“要殺便一起殺吧，否則就放過我們!”

過去幾年，我曾多次訪問歐洲開展公共外交活動，在倫敦、巴黎、柏林、布魯塞爾的伊斯蘭聚居區，我遇到了許多熱情、友好、善良的穆斯林移民。2016年1月2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位於開羅的阿拉伯國家聯盟總部發表演講，強調“不能把恐怖主義同特定民族宗教掛鈎，那樣只會製造民族宗教隔閡”。中國人早在2000多年前就認識到了“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的道理，認為不應該獨尊某一種文明或者貶損某一種文明，只有促使文明交流對話，才能夠推動人類世界的共同發展，開創有更多選擇的美好未來。

二、西方世界的末日是什麼？

儘管該書的不少觀點流於偏激，然而在今日國際政治中，恰恰具有現實的參考意義。君不見，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國家的“政治極端化”現象已經愈演愈烈？近年來，在一些國家的政治選舉中，這一特殊現象已成為國際秩序大轉型的又一重要風向標。

在國際關係史中，每一次經濟危機都會引發社會動盪和民怨沸騰，並最終助長極端意識形態的發展。比如，1929年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不僅激化了大國矛盾，而且導致法西斯和軍國主義在一些國家上台執政，直接推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提前爆發。

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全球範圍的經濟衰退不斷加劇，為了疏導國內民眾的怨氣，在歐美國家的政治光譜上，左右兩端的政治人物粉墨登場、各執一詞。右翼政客煽動民族與宗教矛盾，左翼政客瞄準階層與貧富分化，並推動這種極端情緒從國內向國際社會外溢。

先説右翼。

《美國獨行：西方世界的末日》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即日益增多的穆斯林移民是西方世界走向末日的原因之一。近年來，在移民問題、難民危機、恐怖襲擊等衝擊之下，一些歐洲政客將民怨引向民族矛盾，抨擊外來移民造成了本國的動盪與衰落。金融危機以來，極右政黨在一些歐盟國家的選舉中捷報頻傳，他們有的仇恨穆斯林，有的排斥猶太人，有的唱衰新興國家。這些極右政黨過去都是歐洲政壇的邊緣勢力，現在藉助沸騰的民怨已然大搖大擺地登堂入室。目前，在歐洲議會，極右政黨已經佔據了將近1/3的議席。

在法國，2015年12月6日舉行的地方選舉令人大跌眼鏡——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在首輪選舉中獲得了超過28%的選票，領先於前任總統薩科齊領導的共和黨(27%)和現任總統奧朗德所屬的社會黨(23%)。該黨領導人馬琳娜•勒龐在選舉結果出爐後聲言：“‘國民陣線’已是法國絕對的第一政黨”。“國民陣線”由馬琳娜•勒龐的父親讓-馬利•勒龐創建，堅持強烈的排外主張，反對接納穆斯林和其他非歐洲移民，曾多次發表“應淡化納粹罪行”等不當言論。

在美國，同樣抱持右翼觀點的唐納德•特朗普，也在共和黨總統初選中勢如破竹。金融危機終結了美國自“二戰”結束以來的經濟榮景，特朗普順水推舟，把美國的國內問題歸咎於外國人和外來移民，將世界割裂為非此即彼的“我們”和“他們”。他多次在演講中表達排外觀點，比如稱“墨西哥人都是毒販子、強姦犯”，如他當選，將在美國與墨西哥邊境修建一座“超級長城”，將墨西哥移民阻隔在外，並且還要讓墨西哥為這項工程付款。2015年底，他又拋出了“應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國”的極端言論，一石激起千層浪。

再説左翼。

如果説右翼政客高舉“民族主義”的大旗，左翼政客則擎起“福利主義”的招牌，以絕不降低民眾的社會福利為訴求，吸引選票。作為右翼學者，斯坦恩在《美國獨行：西方世界的末日》中對於“福利主義”進行了猛烈抨擊，認為“幹活的人少，吃福利的人多”恰是西方世界深陷泥沼的主要原因。不過，儘管福利主義的爭議頗多，不可否認在左派政治人物中確有一些心懷理想之人，他們過去長期處於邊緣地位，如今卻備受青年一代的推崇。

在美國，民主黨內的極左派、以“民主社會主義者”自居的伯尼•桑德斯，意外成為希拉里•克林頓在總統初選之路上的最大競爭者。更為弔詭的是，支持74歲的桑德斯的主力選民竟然多為青年人，反倒希拉里的支持者卻以中老年人為主。究其原因，奧巴馬執政八年以來，美國經濟與社會的痼疾不動如山：華爾街貪婪無度，貧富差距持續加大。2011年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反映了美國民眾、尤其是青年人對於美國現實的深度憤怒。桑德斯猛烈抨擊華爾街和大財團，以及長期被富人操控和影響的華盛頓政治系統。他力主實現如同北歐一樣的“福利社會主義”，提出一連串的左派政見，包括造橋修路、提供全民醫療保險、給予更優渥的退休養老金、成立免除一切學費的公立大學等。《華爾街日報》撥了撥算盤，發現上述政策如果全部落實，10年內將額外增加18萬億美元的開支。可是，倘若財團不肯吐血讓利，大眾也不願勤勞生產，試問美國要從何處生錢呢？

相似的情況還發生在英國。2015年9月12日，英國最大的反對黨——工黨選出新黨首，66歲的老資格“左派鬥士”傑雷米•科爾賓憑藉草根階層支持，意外地以59.5%的得票率當選，這一優勢甚至高於前首相托尼•布萊爾1994年當選工黨黨首時的57%。諷刺的是，工黨高層當初是為了展現多元形象，才將科爾賓列入了候選人名單，然而誰承想在競選過程中，這位“陪榜”卻出人意料地一炮而紅。科爾賓被視為英國主流政黨中最另類的政治人物：他反對英國君主立憲制，曾經要求把王室從白金漢宮“請走”;他反對空襲中東、反對加入北約、反對發展核武;他平時食素、不喝酒、騎自行車上班，經常是申報公費開支最少的下議院議員。科爾賓認為“馬克思很有意思，有很多值得學習的東西”。他主張所有公用事業，包括水、電、煤氣、鐵路等統統實現國有化，英國教育回到1998年以前全部免費的時代。至於如何解決經濟赤字，他主張應向富人加税，而不是削減開支和社會福利。在選舉前，布萊爾曾三度公開警告，如果科爾賓當選黨首，工黨將消失崩潰，並稱其政見有如“愛麗絲夢遊仙境”。

左翼的科爾賓在歐洲並不孤單。金融海嘯後，歐洲多國債台高築，相繼實施了削減民眾福利的財政緊縮政策，老百姓的奶酪被拿走了，自然會引發政治動盪。在債務危機最為嚴重的南歐各國，左翼政黨紛紛籠絡民意，比如，西班牙的“我們可以黨”、意大利的“五星運動黨”、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後都是打着“誓不減少社會福利”的政治口號而發展壯大的。

一時間，西方國家左支右絀、二元對立，亂花漸欲迷人眼。似乎斯坦恩所預言的“西方世界的末日”確已呈現出一些微妙的徵兆。然而，問題的根源果真如此“非左即右”嗎？

三、國際危機的背後根源是什麼？

2008年爆發的金融海嘯，吞噬了許多西方國家及其盟友的繁榮假象。面對危機，不論是右派以極端排外的方式疏解民怨，抑或左派以提高福利的方式籠絡民意，其實都不是長久之計。如若忽視了危機背後的深層邏輯，是無法釐清問題的本質的。

美國爆發次貸危機，本身即源於“完全放任、毫無監管的資本市場”。危機爆發後，依靠美元作為國際結算貨幣，美國得以通過增發鈔票而轉嫁危機。近年來，在世界的許多地方，尤其是長期受國際資本影響的地中海兩岸的南歐和北非，危機四伏、動盪頻發。南歐的主權債務危機與北非的阿拉伯之春革命，看似形式不同，實則根源一致。危機之前，國際資本為了打開市場、野蠻逐利，在一些國家的統治階層中籠絡代理人，鼓勵他們放開國內市場、削減公共開支、私有化核心資產、為外國資本亮起綠燈。在南歐和北非，一些國家都曾接受外國財團的私有化建議，大量出售公家銀行和國有資產，致使外國資本得以自由進出本國市場，對房地產等行業進行投機炒賣。於是乎，國際熱錢大舉湧入，金融大鱷四處抄底，一時間營造了股市上揚的虛假榮景。説得直白些，“人家吃肉你喝湯”，政府被資本綁架、民眾被福利綁架，分得蠅頭小利後，沒有人真正關心本國的核心資產是否已經落於他人之手。然而，金融海嘯衝破了大氣泡，面對退潮之後的債務危機，美國自有辦法以鄰為壑，其他國家卻不得不面臨資產縮水、熱錢遊走、跨國企業撤資的連環打擊。潮起潮落，誰最得益？除了少數權貴從中牟利，國際資本沒有為當地創造任何可持續的產業設施，更沒有使當地人民的生活得到任何實質性的改善。

究其根源，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中東的阿拉伯之春革命，都是當代西方資本困境的鮮活寫照。國際資本的無序流動帶來了一連串危機，最害命的是令許多國家及其人民遠離了實體生產，邁向了寅吃卯糧和泡沫經濟的不歸之路。

在此方面，中國人的發展經驗與外交理念，倒是能夠為解決當前的國際危機提供一些參考。

首先，對內，唯有重視勞動、重視實體工業，而非空談福利或者把本國危機的責任推諉外國，才是走出危機的一條正道。

《美國獨行》儘管成書較早且不乏偏見，作者斯坦恩倒是敏鋭地發現了一些繁榮時期的“怪現象”：一些國家的福利債務不斷增長，卻沒有哪個政客敢提議減少本國民眾的福利收益，於是最終促使本國人口日益好吃懶做，甚至出現了眾多“推遲成年的老孩子”。斯坦恩提出，美國也要警惕“福利債務化”和“產業空心化”的陷阱，這與危機之後美國總統奧巴馬所倡導的重振製造業的“再工業化”主張不謀而合：

“在北美和歐洲的廣袤土地上，數百萬青年上了大學卻一無所獲。同樣地，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美國人平均花費20年時間接受教育，實際上才只積累了相當於學士學位的那點兒知識。……如果我們能在高中時期就讓學生獲得足夠的教育與知識，然後讓他們出去就業、好好賺錢，國家和社會都會發展得更好。他們可以在二十郎當歲時就養育兩三個孩子，而不是等到人過中年了還在就是否生育的問題與政府福利討價還價。”

其次，對外，唯有重視民意、重視合作共贏，而非與外國統治者勾連卻從不造福當地民生，才是走出危機的一條正道。

《美國獨行》儘管偏袒美國，作者斯坦恩卻也揭示了美國政府的一個重要失誤：一味地在其他國家籠絡執政集團並與之相互分肥，卻長期忽視當地民眾的利益與情緒，最終必將害人害己。斯坦恩反思，新中國成立後，美國人都在詰問“誰失去了中國”：

“答案是：沒有人。中國並沒有被失去——我們從來就沒有得到它。蔣介石從一開始就沒有贏得過中國，他只是美國外交政策所信奉的‘理想主義的現實政治’理念的一個早期受益者——這種關係隱約帶着一種諷刺的意味，那就是‘蔣某某可能是個狗孃養的，但無論如何，他畢竟是我們家的狗孃養的’。……與一個政權結盟和與一個國家結盟，這其中有着天壤之別，不同之處在於——埃及人穆罕默德•阿塔和另外15個沙特人開着飛機撞向了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的玻璃窗，從中不難看出‘狗娘養理論’的不靠譜之處——你以為只要美國和穆巴拉克總統或沙特王子們交好，你就可以對埃及和沙特人民憤怒狂暴的反美情緒置若罔聞了？!”

一言以蔽之，倘若一國政府尸位素餐、將希望寄託於依附強權和資本，倘若一國民眾遊手好閒、將希望寄託於坐等福利和救濟，在“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租不如乞要援助”的謬論影響下，遲遲不去建設本國的自主工業化——無論何時，這樣的國家都沒有任何前途可言。

正因如此，“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當前，“促進中東工業化，開展產能對接行動”，已成為中國和伊斯蘭國家合作共贏的重要內涵。產能合作契合中東國家經濟多元化的大趨勢，可以引領中東國家走出一條經濟、民本、綠色的工業化新路，幫助中東國家花較少的錢儘早建立起鋼鐵、電廠、建材、玻璃、汽車製造等急需工業，填補產業空白，培育新的比較優勢。在重視整體性的中國方案看來，只有實現了自主工業化和可持續發展，才可能消除戰亂與貧困等安全問題的根源，最終關上地區衝突與恐怖主義的水龍頭。

對於幫助他國實現自主工業化，美、歐、日等傳統強國從來不曾積極。在倡導“一帶一路”和產能合作時，只有誠心誠意地幫助其他國家，而非像殖民主義或霸權主義那樣壓制當地工業發展、迫使他國永作自己的經濟附庸，中國才可能最終贏得國際社會的理解、認同和支持。誠如2013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所強調：

“每個國家在謀求自身發展的同時，要積極促進其他各國共同發展。世界長期發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國家越來越富裕而另一批國家卻長期貧窮落後的基礎之上。只有各國共同發展了，世界才能更好發展。那種以鄰為壑、轉嫁危機、損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難以持久。”

《美國獨行：西方世界的末日》反映了西方政治保守派的立場與觀點，作為本書譯者和中國外交的研究者，在此我還是希望再次強調：當今世界面臨的種種危機——從金融海嘯到難民問題再到恐怖主義，以中華文化的視角觀之，都是相互關聯、彼此生髮的病徵而非病根;鼓吹“文明衝突論”，對於解決問題而言，不但毫無助益、而且平添禍端。在對中東地區狂轟亂炸之時，個別西方強權一定不曾料想，僅僅幾年之後自己便會被因戰亂而生的中東難民捲入危機之中。中國人自古即明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唯有堅持推己及人、和諧共生，人類世界才可能擁有共同繁榮的美好未來。

在此奉勸某些傳統大國：與其在“極端政治”的窠臼中“左奔右突、千山獨行”，不如儘早在“合作共贏”的理念下“棄霸從王、回頭是岸”，借鑑中華文化所倡導的“王道政治”，尊重世界上一切勤勉勞動的民族和文明，與中國一道推動建設有更多國家脱貧致富、而非少數國家壟斷成果的新型國際關係。試想，倘若人人自立、國國自強，世間既無霸凌、也無依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皆為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豈不正是中國人所憧憬千年的大同世界嗎？（作者為中國公共外交協會研究室主任，外交學院國家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